哲学的价值危机问题，是关系到哲学发展前景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哲学界近年来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二战以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以“语言游戏”和“文本解构”为武器，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从语言学角度否定了语言意义的外在性和传统的符合真理论，使得哲学面临着严峻的价值危机。下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当代哲学的价值危机 在当代，哲学的价值危机是与形而上学的价值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哲学的危机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由于形而上学的价值危机造成的。后现代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价值批判，也是从此入手的。 考虑到“形而上学”一词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和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为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后现代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我们有必要在具体探讨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之前，首先探讨一下该词的具体语义。 从语义学的角度讲，“形而上学”一词在当代哲学界虽然具有多种含义，但大致可以区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广义的形而上学是指一切有关终极关切的理论，这既包括对终极实体、终极原因的本体论研究，也包括对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关切的价值论研究。狭义的形而上学是指哲学中超验的、无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自孔德以来的实证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在广义的形而上学上，哲学成为“文化之王”，成为一切具体科学的科学，成为终极真理的代言人。这种哲学的典型就是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和罗蒂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是那种广义的形而上学，且主要是指其中的本体论理论。 坦率地说，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非自后现代哲学才开始，早在近代时就已开始了，如休谟就从经验论的角度对形而上学展开过批判。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出现以前，哲学家们大多数是从经验角度反对或限制形而上学，所以，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是狭义的“形而上学”。批判广义的“形而上学”，是从马克思、叔本华和尼采等人开始的，他们所批判的靶子是黑格尔，因为黑格尔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企图把哲学变成包容各门具体科学在内的绝对真理体系，其中以马克思的批判最彻底，影响也最大。海德格尔对此曾这样总结到：“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其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的哲学标识为颠倒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载《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页。）。 不过，与以往的形而上学批判相比，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无论在彻底性上还是在方法论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致来说，后现代哲学家的批判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它在理论上具有多元论特征。在后现代哲学之前，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它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统一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或理论前提不对，所以，他们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寻找一个新的、可靠的理论前提或逻辑起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与此不同，后现代哲学家们批判形而上学，是针对它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来进行的，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统一理论体系，而是要建立一个容纳多元范式的学说。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范式的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按照他们的看法，“一切围绕一个太阳旋转的古老模式已不再有效，即使是真理、正义、人性和理性也是多元的”（注：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7页。）。对于同一种现象、同一件事物，人们用不同的眼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导致相异甚至相悖的结论和结果。因此，任何建立统一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尝试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其次，它在本体论上具有非决定论的特征。后现代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是以其本体论上的非决定论为基础的。它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所信奉的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最近的科学研究成果和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表明，用这种观念去看待自然和社会，许多现象无法得到解释。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注：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载《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96页。）。所以，它在本体论上重视偶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强调事物发展的不确定性。 再次，它在认识论上具有反基础主义的特征。按照罗蒂的看法，传统哲学自柏拉图、尤其是自笛卡尔开创的近代认识论以来，都建立在一个隐喻“心灵是自然之镜”基础上的，把人类的心灵看成是一面可以精确地反映外在世界的镜子，哲学家的工作就是磨试和检查这面镜子，为人类认识寻找共同的、永恒的理论基础。然而，人类认识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共同基础，心灵也不是自然之镜，因为“事实上，只要你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受着怀疑主义的威胁，因为一个人无法回答是否知道我们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实在这一问题，除非他诉诸于康德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注：“罗蒂谈当代西方哲学”，载《哲学动态》，周晓亮译，1990年第8期，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