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供应链早在1996年已由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制造研究协会提出，其强调产品全生命周期中环境影响的最小化和资源效率的最大化，涉及到产品供应链各节点企业。欧盟分别在2002年和2003年颁布了相关有害物质限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在绿色低碳和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育新的增长点;2017年10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件，倡导绿色制造，推行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环保部也指出鼓励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和领头企业近些年也一直在进行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探索和实践，比如工信部2016年支持房地产和电商物流等行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天津市2016在绿色供应链标准方面先行先试，上海通用在2006年开展绿色试点(周宏春，2019)。不少学者多年前已开始在绿色供应链管理领域开展相关研究，具体可参考朱庆华和赵清华(2005)和王能民等(2007)。然而，企业在开展和实施绿色供应链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阻碍因素，比如企业负担增加、技术支撑不足、信息不对称、文化差异等(周宏春，2019)，因此，政府往往给予企业或者消费者补贴以激励绿色供应链从工艺改进、碳减排、排污投入等角度进行策略优化，比如，朱庆华和窦一杰(2011)、张艳丽和胡小建等(2017)、温兴琦和程海芳等(2018)、孙迪和余玉苗(2018)、Madani等(2017)等。 除了政府补贴，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或强化有助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策略的实施，比如，Liu等(2012)指出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确可以使得高环境友好度的企业受益；Ghosh和Shah(2012，2015)研究了由于消费者环保意识而使市场需求受到价格和产品绿色度影响时供应链如何做出最优决策；徐乾程和钱存华(2018)在消费者有效需求前提下讨论了产品绿色度、零售价等因素对供应链最优策略的影响。事实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升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除了政府层面的宣传和引导，更需要零售商在绿色产品推广过程中做出更多的销售努力，上述研究并未考虑零售商销售努力。 关于零售商销售努力，已有研究通常将其体现在市场需求函数上，进而考虑其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比如，Ma等(2013)考虑了产品质量和销售努力共同影响市场需求时的供应链决策；徐最等(2008)讨论销售努力分别以加法和乘法形式影响市场需求时的供应链决策；类似的研究还有张廷龙等(2012)、Taylor(2002)、Karry(2013)等。事实上，绿色供应链中的销售努力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其本质在于推广绿色产品(沃尔玛实施绿色供应链的策略之一)，所需销售努力角度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倘若政府能够给予一定比例的销售补贴，供应链策略和各成员收益或将不同；而已有研究多是对制造商和消费者进行补贴，鲜少考虑对零售商绿色销售给予补贴。 另外，已有绿色供应链的相关研究多考虑制造商占主导地位的情形，但实践中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亦数见不鲜，比如沃尔玛早在2005年就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2011年开始为其全球食品采购网络供应商制定可持续性生产评估方案，从各个方面树立绿色企业形象，为积极实施绿色营销而不断努力。理论研究层面，曹海英和温孝卿(2012)、高举红等(2015)、方亮和周志中(2017)等讨论了零售商占主导地位时，如何设计激励制度及绿色产品市场需求对供应链策略的影响，但其未考虑考虑政府补贴销售努力时策略的变化。 综上所述，本文在零售商主导型绿色供应链背景下，分别考虑政府不进行补贴、对制造商绿色研发进行补贴、对零售商绿色推广进行补贴等三种情形下的供应链最优策略，并对比其策略的不同和供应链各成员收益或者利润的变化，以期为政府和零售商及制造商实施绿色供应链策略提供参考。 1 问题描述 考虑由政府、一个绿色产品制造商和一个产品零售商构成的三级供应链中，零售商占主导地位，消费者有绿色偏好，制造商和零售商为增加收益会进行相应的努力，制造商进行绿色产品研发，零售商进行绿色产品宣传，政府为鼓励制造商的绿色技术研发和零售商的产品宣传，将分别选择制造商和零售商进行补贴。为简化和清晰描述问题，相关符号及意义说明见表1。 表1 相关符号及意义
| 符号 | 意义 | |
| c | 制造商单位制造成本 | |
| w | 制造商设定的单位批发价 | |
| p | 零售商设定的单位零售价 | |
| x | 零售价与批发价的差额 | |
| g | 产品绿色度 | |
| e | 零售商推广绿色产品的销售努力水平 | |
| a | 市场基础规模 | |
| b | 市场需求对价格的敏感度 | |
| k | 市场需求对产品绿色度的敏感度 | |
| r | 市场需求对零售商销售努力的敏感度 | |
| z | 制造商边际研发成本变化率 | |
| h | 零售商销售努力边际成本变化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