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经济哲学之所以在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主要是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历史实践理性的需要，是这种需要对我国解放以来传统哲学和经济学研究所提出的转换和创新。本文拟对经济哲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应重视研究的几个重大实际问题作概述，与同志们商讨。 经济哲学在我国缘起之考察 经济哲学为什么近年来在我国倍受关注？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分析与综合不断走向系统化，表现出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结成联盟；第二，现代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重大的“热点”问题，要求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方式，取长补短，进行协同研究；第三，就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言之，就是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认识这种全方位的变化，逐步取得对历史必然性的真知，从而掌握主动权，就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下，经济哲学在我国应运而生，特别引人瞩目。 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统一的有机系统。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和哲学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的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作为“自己的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它不能直接给予人们具体的实证知识，却能给人们提供认识社会变迁和改革的真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从本体论上去追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我国新时期的开端，是以哲学上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先导的；我国新时期社会的变革发展，是以经济上的改革为基础的。在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之兴起，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促进我国社会的健康转变。 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毕生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这从他的许多重要著作的篇名就足以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使其哲学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了唯物史观，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哲学研究是经济学的。但是同样的事实是，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又是哲学的。这使他远远高出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可以认为，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创始人。这种对社会经济研究和哲学研究的相得益彰的结合，目的全在于服务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实践需要。我们在致力于新时期经济哲学的研究时，要继承和发扬马克思的这种传统。它要求哲学不能把经济学当作“形而下”予以排斥，经济学也不能把哲学当作“形而上”加以拒绝。 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它要求防止两种弊端：首先是从某种先验的哲学原则出发，去构造经济学的体系。蒲鲁东曾经沉溺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提出所谓按“组定律”构建出“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这遭到马克思的批判，说他是“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因为他使用的材料不是经济生活的现实内容，而是哲学家的教条。另一种弊端是经济学的缺乏人文精神。马克思曾批评某些经济学家作为出发点的“纯理性”，也就是企图从“无人身的理性”中产生出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与此相反，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性表现，即其抽象”。很有意思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其所著《经济哲学》中也认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有意识形态为其辩护。美国的贝尔也指出：事实上，“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才相对合理”。这种经济学不可缺少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对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基础之研究，必须与哲学相结合。 问题之一：现代化之研究 我国社会转变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现代化是近现代世界发展的主潮流，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义无反顾地实现现代化，才能发展、振兴、繁荣、昌盛。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时间是后发的。它不仅要求反对形形色色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反现代化思潮，而且内在地要求吸纳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表现出更多的历史主动性，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更好地统一起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病和痛楚。这就要求经济哲学对现代化问题进行反思。 到底什么是现代化？如果只是停留于经济学层面，容易把它看成是一个实证的概念，即用一系列可以量化的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改善等等来衡量现代化。对于这种传统理解，在西方首先是哲学家进行了批判。胡塞尔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科学的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成的‘繁荣’”；“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他认为，由于过分迷恋追求现代化的经济效果，却“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现代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结果是使人成为物欲的牺牲品，苦苦挣扎于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之中。另一位哲学家马尔库塞也提出：“物质生产不管组织得多么公正、多么合理，它绝不是自由和满足的王国。”法国的佩鲁明确认为：“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经济发展的外在指标以及这种发展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据经验，这种紧张关系可被视为各种已知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