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哲学学会、上海市经济学会、空军政治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经济哲学研讨会，于1998年5月26日至29日在上海召开。与会者有来自京、津、沪、穗、宁等地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及理论工作者80余人。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 本次会议的宗旨是：商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十五大精神，加强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推动两大学科一流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深层次地探讨当代中国市场发育、发展与理论牵引的关系，尤其是知识经济市场化问题；探讨体制改革深度推进中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会议集中讨论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现代经济哲学兴起的背景 与会专家认为，现代经济哲学研究的兴起，有着深刻的背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现实的改革实践为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哲学、经济学理论思维和逻辑框架，需要经济哲学对已有理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并作出创新，以回应时代挑战。 余源培（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认为，经济哲学产生的深刻学术背景是：(1)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在新的坐标空间展开，表现为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和结盟趋势；(2)现实社会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热点问题，要求以协调方式研究与解答；(3)取得对我国正在发生的深刻社会转型的真知，从而掌握主动权，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任务。此外，正确认识社会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和哲学有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最深厚基础是经济，“历史之谜”的谜底蕴藏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时，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可为人民提供认识社会变迁和改革的真切理解力和判断力，帮助人们从本体论上追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当代中国向经济哲学提出的任务，就是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这两门学科的优势，开展对我国社会经济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其规律，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转型。 经济哲学的研究传统在西方经济学史中早已存在，那么为何在现代呈潮起云涌势头，并且被推到中国学界热点研究前沿？张雄（空军政治学院教授、博士）认为，现实经济哲学兴起的背景源于两个“危机”：首先，经济学研究出现了“危机”。一方面，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走向偏狭，以人的“数学晶体”和市场的“方程式”演算为长，专注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偏好计量化、数学模型化的理论研究方式，成为游离于现实经济问题之外的“黑板经济学”（科斯语）。另一方面，中国市场经济初期发育阶段的经济学研究急需实现本土化。实践证明，无论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模式，都不是真正可行的，必须对之加以深层次的哲学批判与反思，寻找切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理论研究出路。其次，哲学陷入“贫困”中。为走出想辨的象牙塔，投入到经济现实生活中去，哲学理论工作者有必要促成理论研究的范式转换，借鉴经济学理论成果及研究方法，加强与现实的结合。 有学者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而启蒙人的头脑的一种运动）为例：赋予经济哲学以启蒙精神，把它看作急今日中国社会深刻变革所需的启蒙哲学。张晓明（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社会已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是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社会产品以商品的形式普遍交换；二是企业已成为市场的微观个体，物质资源与劳动力开始在不同企业间自由流动与重组。因此，利益原则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构成性原则，目的理性取代“价值理性”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史表明，这种经济交往方式的变化必须得到伦理和文化的批准。处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具有了达成一种“制度共识”的条件，需要经济哲学给予“说明”和启发，为人的精神开出新的向度。 近些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日益崛起，它也日益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热切探求和许多国家政要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学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理性思维的概括和世界观的统摄，知识经济的发展需哲学的透视，而且，知识经济本当属于经济哲学固有主题，前者是后者现代兴起的深层背景之一。刘锋（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哲学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透视：(1)知识经济兴起的必然性在于现代科技的生产力功能属性大幅度展开，使其得以生成；全球知识革命使其不断得到确立；高效益使其具有光辉发展前景。(2)知识经济概念的制度，是西方学者对知识革命的根本社会后果反复进行理性思维提升的最高成果之一。(3)在社会属性上，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经过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进入计算机信息时代出现的一种经济形态，所以应被定位为信息社会的经济形态。(4)就社会功能而言，知识经济在整体经济体系的动态过程中起导向和支配地位，是社会整体经济体系中的带头经济。(5)知识含量多少是知识经济价值大小的测定尺度，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是致富之源，具有本原性。 二、经济哲学界说 有学者将国内近几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哲学的界定概括为十九种，并作了归纳总结。胡义成（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认为，国内诸种“经济哲学”的界说可归纳为广义、狭义和介于二者之间三种。广义的以“经济观”为研究对象，注目于社会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一般经济理论及其发展中的客观规律；狭义的仅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与哲学的交叉，它区别于“经济的哲学”，只是系统、严格地对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作哲学阐释；中等定义介乎上述两者之间。他认为，广义界说更接近经济哲学本义。它不仅指经济学与哲学融合形成的经济哲学，尤指非纯粹理论形态而又在经济活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社会经济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而狭义界说囿于学院模式，把哲学与经济理论、经济活动的联系局限在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范围内，显然是片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