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4-0001-08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的附论二“朱莉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之中，通过对萨德(朱莉埃特是萨德小说的主人公)和康德的对比分析而力图说明康德成为萨德的可能性。康德是一个终身未娶而又循规蹈矩的学者，而萨德却是一个因性虐待等原因被多年囚禁于监狱中的浪荡子。在思想上，康德强调绝对命令和善良意志，而萨德则主张藐视一切道德规范。这两个人相差万里。说康德也可能是萨德，简直就是理论上的胡说八道。然而，福柯在对萨德《卧房里的哲学》一书的评论中却把萨德和康德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康德和萨德之间必然有某种被人们所忽视的联系。其实，阿多诺希望通过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善也可能变成恶。在这里，我们借助于阿多诺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分析来说明其中的奥秘。 一、康德道德哲学的社会基础 阿多诺在其他一系列文献中说明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包含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关于他的道德哲学的两面性与他的自由学说的矛盾，笔者已经有所说明。①这些分析就是要从理论上来阐明康德道德哲学自身就包含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它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在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说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的矛盾恰恰是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中矛盾的一个表现，所以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被人们加以利用，从而为不道德提供托辞。正因为如此，康德和萨德一致起来。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就认为，康德哲学中的那些先天的东西是实践活动的积淀。阿多诺在20世纪60年代也是从这个思路来分析实践理性的。按照康德的说法，实践理性就是按照法则行动的能力，而按照法则来行动就是一种自由。在这里，主体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主体设定了他自身的同一性。这个进行自我设定的才是主体，由于他是自我规定的，所以他是自由的。同时，只有当主体是自我同一的，才有可能制定同一性的行动法则。按照阿多诺的说法，主体所设定的自我同一性是“法则性的基础”[1]239。可是，这个先验主体究竟如何才能设定自我的同一性呢？如果他仅仅是自我同一的，而没有任何非同一的东西，那么这种自我同一就变成了纯粹的同义反复。按照阿多诺的说法：“先验主体需要不可还原的非同一东西，这种非同一东西同时也为法则性划定了界限。没有非同一东西，同一性就很难成为主体的内在法则。只有对非同一东西来说，它才是一个法则，否则的话，它就是同义反复。”[1]239这就是说，主体是在自己的意识中完成这种自我同一化的，这种同一化过程是要把非同一的东西同一化。而把非同一的东西同一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阿多诺说：“主体的同一化原则本身就是被内化的社会原则。因此，直到今天，在现实的、社会性的主体身上，不自由仍然对自由处于优势地位。”[1]239对阿多诺来说，自由和不自由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只有在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时候才有可能自由，这是自由的条件。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同一性，总是受到各种内在的或者外在的因素的干扰而不能自己把握自己，那么他就不可能自由。可是一个人如果只有自我同一性，那么这个人也不自由，因为只有在克服外在干扰时才显示出自己的自由。而康德的问题在于，人只有作为先验的主体才是自由的，这个先验主体脱离了一切感性的要素。因此，对他来说，自由是现成存在的。这就是先验主体的自我同一性。这种先验的自我同一性实际上就是同一性原则绝对化。更重要的是，在阿多诺看来，如果只有先验的自我同一性，那么人也不可能是自由的。因为自由也是一种自发性，而只有人出现这种冲动，自由才是可能的。自由需要有冲动。康德也承认自由是“绝对的自发性”[2]375。可是这样一来，自由就既是绝对的自发性，又是合法则性。这两者之间显然是矛盾的。然而，康德合法则性和绝对自发性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交换的写照。在阿多诺看来，这个社会中人是自由的，但是又都要服从市场交换的规律。而康德对于个人自由即自律的思想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主体的特征。康德的那个悖谬的说法“来自自由的因果性”[2]374，就是由于每个人的自由交换而形成的市场交换的规则。 在这里，阿多诺接受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内在强制是外在强制内化的结果。按照这个思路，人的自我同一性是把社会中最抽象的形式内化到自我之中。当一般的社会规范被内化时，人就获得了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规则意识。这种规则意识就是良知。而所谓的良知实际上是把超我、也就是被社会所普遍遵从的规则内化的结果。阿多诺说：“法则，甚至是最抽象的法则，都是已经形成的东西；它的那种令人痛苦的抽象是沉淀下来的内容，是被还原成其规范形式即同一性形式的统治。”[1]268。在阿多诺看来，尽管康德致力于把经验领域和先验领域区分开来，但这些先验领域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它的经验起源的。这些先验的东西是经验领域的抽象原则内化的结果。当然，在康德时代，人们对它还缺乏认识，而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这种现象。因此，阿多诺说：“弗洛伊德学派要求把超我当作某种异于自我的东西、当作真正他律的东西，并对它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个学派在其英雄的时代这一点上是与另一个人即进行启蒙的康德是一致的。它透彻地发现，这个超我是把社会强制盲目地、无意识地内化了的结果。”[1]269 阿多诺多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交换原则是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社会基础。对此，阿多诺嘲笑康德说，“康德在这里是市民社会及其劳动纪律的一个恰当的发言人”[3]97。因此，康德的自由观和市场经济体系是一致的[3]152。在《否定辩证法》中，他还从自由概念的历史内涵角度来说明自由与强制的关系，从而说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社会基础。在阿多诺看来，任何一个概念，甚至极其抽象的概念都是有历史内涵的。我们在理解和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些概念的历史内涵。比如，“生活”(life，也可以翻译为生命)这个词有许多不同的内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社会意义，表示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生活预设了“开放经验的可能性”。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受到市场经济的调节，人类出现了一种经验贫乏的现象[4]。显然，当经验变得贫乏时，生活也同样变得贫乏。而当生活变得贫乏时，生活就失去了色彩。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只剩下一种自然的意义，生活就可以被作为“生命”来理解。于是生活就可以被理解成为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今天被看作是生活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在欺骗人们”[1]260。在这里，生活的含义就彻底变了。同样的道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交换显然表现了人的自由，但是这里的自由就如同生活的概念一样，这个自由概念必须从这种社会历史背景角度来理解。正如生活变成了自然规律意义上的生命一样，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变成了必然性，即按照市场交换原则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就应该被理解成为不自由。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由，现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交换自由实际上就是在欺骗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