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20)01-0020-09 卢卡奇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发表于1919年3月。当时，马克思主义正处在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期。帝国主义现象的出现以及所引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新的课题：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把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上了日程，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新经验，创造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理论论争：那些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们坚持认为，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足以解释帝国主义而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那些修正主义的理论家们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的要求，却是以抛弃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为前提的；那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的理论家们则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意义，力求从马克思的革命的辩证法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理论根据。这些理论论争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哲学的本性是什么？是理论，还是方法？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什么关系？马克思辩证法方法的性质和特点是什么？卢卡奇写作《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卢卡奇强调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阐发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具体性。卢卡奇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面临的难题的一种破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及其理论创新的内在机制的一种探索。从这个角度看，重读卢卡奇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曾经被轻视了的一段重要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和思考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革新的问题。 一、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 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开篇，引用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7卢卡奇以这段名言为开篇，意在批判当时庸俗的、机械论的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的本性。为此，卢卡奇提出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原则。 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有理论和方法之分。理论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具体论断和结论；方法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在这两者之间，理论是具体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辩证法则是马克思哲学的原则方面。这个原则的根本，就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新的历史现象、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理论的思维工具，它的“中心问题乃是改变现实”[1]50。由此可见，在理论与方法之间，方法是更能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精神的方面，因而也是马克思哲学构造中的更为根本的方面，相比之下，理论不过是每一次方法运用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正是这样，每到历史变革时期，在现实对理论提出新的要求的时候，总会产生辩证方法与先前理论之间的矛盾。这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就会面临一个方法和理论的选择问题，即是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还是坚持马克思的具体论断和结论？如果坚持辩证方法，就必然突破先前的理论，甚至出现改变或放弃先前的具体理论和结论的情况，反之，如果坚持马克思的个别论断和结论，就会阻塞通向实践的道路，放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哲学争论，实际上就是在理论和方法之间各持一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坚持马克思的理论，他们的最高任务就是阐释马克思的理论。并以此来解释新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使马克思哲学理论变得僵化起来，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哲学也由此而变成了解释世界的哲学；那些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革新的理论家们则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他们的最高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去考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再用这种新的理论去指导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这是以辩证方法直面现实，凸显的是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功能。那么，在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中，哪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呢？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自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把坚持马克思的已有理论作为判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把那些修改或放弃马克思具体结论的做法，尤其是把那些批判马克思的个别观点的做法，都视之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把那些坚持马克思辩证方法的理论家称之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列入批判之列。与这一观点和态度不同，卢卡奇把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判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说：“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化、平庸化和折中主义。”[1]47-48根据这个定义，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哲学精神，即使这些理论家在坚持辩证法中所开展的“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1]47。很明显，卢卡奇提出的判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建立在认可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这一原则之上的。 事实上，对于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观点的这种驳斥，早在卢卡奇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罗莎·卢森堡在回击奥托·鲍威尔等人对她的《资本积累论》的批评时指出，这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不外是一些“热衷于愚蠢理论而作茧自缚”[2]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只知道死抱马克思理论的个别结论和公式不放，而不懂得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去考察帝国主义的现实经济，揭示帝国主义经济的本质。葛兰西在阐发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时，用同样的理由批评了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他指出，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外是一些庸俗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只是“以典型的实证主义方法提出问题”[3]299，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3]301，而没有进到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活动中，从马克思独特的哲学创造方法中去阐发马克思的哲学，因此，这些理论大家们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翻版，并不是马克思所创造的具有现代文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葛兰西不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理论，而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把马克思运用辩证法进行哲学创造的活动，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精髓。由此可见，在当时，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方面，反对那些只停留于阐释马克思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的，并非卢卡奇一人，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理论家们的共识。卢卡奇的贡献在于，他以理论与辩证方法何者优先的提问方式，把这一时期致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活动提升为一个哲学问题，即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革新的内在机制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卢卡奇把是否坚持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判定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仅仅是对当时的教条主义者的批判，不仅仅是一个争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的问题，更是对马克思哲学如何改变世界这个问题的探索。正是后一方面，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理论上思考，卢卡奇提出辩证方法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原则，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个前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理论与方法两个部分构成的，其中，方法不是从属于理论的，而是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第二个前提是，由方法的相对独立性所决定，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理论与理论中起着中介的作用。这里所说的中介，即是理论的创造活动，也是建构主体意识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按照卢卡奇的说法，方法与它的对象发生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抽出理论”[1]48。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直观的，而是通过方法的中介作用而建构起来的批判关系。如果用一个公式来表达的话，即是，理论——方法——实践。在这个公式中，方法是一种认识活动，但不是直观对象，而是批判地审视对象，同样地，这种认识活动也针对理论，一方面批判旧的理论，另一方面创造新的理论。方法也因此而成为理论与理论之间的中介。当然，作为理论与理论的中介，作为从旧理论到新理论的环节，方法是在不断地返回实践中，在认识新事物、创造新理论中起作用。这就是说，在从旧理论到新理论之间，或者说，理论的每一次变革和发展，都要经过理论——方法——实践的过程，都要经过方法的双重批判。卢卡奇通过对方法的中介性说明，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说明中注入了改变世界的环节，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能动的、批判的关系，克服了那些机械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直观的说明。他也因此提出了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加以研究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