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那场由胡适引发的“问题与主义”的讼争和困惑，以及更根本的关于“社会主义”基础的讼争和困惑，部分地源自一个事实：用真理的效用标准来替代实践标准。而“效用”一词所指乃是以与一个进行评价的主体关联为前提的。胡适用一句话对此作了说明：马克思谈的社会主义和你谈的或我谈的社会主义不同，然而大家“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①无独有偶，当代新实用主义哲学用“偶然”这样的词汇描述“主义社会”。②如果遵循实用主义进行哲学探究，就不可能达到一种学术上的诚实体系的要求，而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它难以回避规范体系相互竞争时的效用冲突。因此，胡适在规避策略上只能强调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区隔：即把问题表达清楚就行，遑论体系。或者说，研究问题胜过谈论主义，并应当用问题取代主义。 问题是：真理是在一种“效用”或合理标准中奠定基础的吗？当然不是。李大钊说，谁如此看待问题与主义的关系，谁就无力洞察马克思那里问题与主义的紧密联系，谁就放弃了先于“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凝结成为“共同趋向的理想”。③所以成问题的不是真理之评判本身，而是它之实行的本质基础。用李大钊的主张来说，“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④ 这样，李大钊就在当代中国问题中的终极起源，与某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固有的思想类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学术上的联系。同时又因这里述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或原则问题，它在理论上虽然揭明了一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清楚易解的联系，但在实践上却还困难重重。现在面临的障碍，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应该看作克服解放思想的障碍，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正如中华民族要求摆脱外来的精神枷锁一样，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哲学与世界观的统一。但我们的现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被视为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的世界观形式存在。它作为一种体系和方法都缺乏严格的学术批判。标准问题的复杂性尚未被把握。如今的一些中国学者还依赖于某种传播的或流俗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实质。但是，实际上，社会现实的发展已经提出应当以一种高度学术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准加以衡量，应当从根本层面上表明一切形而上学体系的崩塌，如此等等。其根本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而这正是本文的意图，凭此，这里尝试去阐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体系变革中的学术方式，以及它所要求的体系展开中的原则、道路和学术评价标准。 一、学术与政治关系视角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一般概览 当代学者未曾像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在自己的思想中深刻感受一种社会进化论的引导。回溯到20世纪20-30年代，这一点总是真实的，如果它还能开启带着一种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道路的话。换言之，一旦一个民族不再依神话想象生活，或有了历史可靠性的需要，进化而非循环说便开始在这一民族的哲学当中萌生。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门近代学问正是通过严复译解的进化论完成的。而除了像钱智修那样的个别学者将马克思哲学⑤视为机械论，因而得出社会主义将导致进化的“终结”或“衰退”的评判以外，关于思想变迁与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寻求上，处于当时环境中的知识分子的着眼点是进化论。我们一般认为，在中国首先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与“社会进化论”相关。⑥或许，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会认识到，社会主义及它的哲学根据跟社会进化论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并且，它更不可能为忠实于它的教义阐释者提供一种生物进化论推导而来的东西。若然，审慎的阐释应明了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和归于被我们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本质差异，方是正当的。 与西方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之处是可标举出来的：它有一种主要的系统，诸如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渐次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名目或者意指对其进行谓述的领域中的某一个。它们相互制约，也相互阻碍。这首先是因为，诸称谓在概念上是不同的。而且“历史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名称，是由苏联引入的，但在苏东模式以后的时代，被“实践唯物主义”这种表达方式所排斥。首先我们必须说，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迫切需要，绝不是早已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哲学理论形态就可以满足的，也不是具有无可辩驳的学术和学理形式就可以满足的。从这个方面了解，这一广泛的和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体系，其实都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的。相反地，即便在貌似有体系建构的场合，我们看到的都是缺乏体系的思想。 从人们目光所能注视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只能期待中国学术思想传统的维护。首先我们要举出李大钊，他引用《诗·大雅·烝民》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系统以突出特点。⑦关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究竟是何状况，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在传统中没有的东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目标不在于知识辩论，而在于通过改变能动者对社会现实的表征而改变社会现实。在其中，哲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隔膜已然突破。或按照内容来看，承认“庶民的胜利”。不论是李大钊的“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抑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们都从一个层面大胆诉诸这一一般的要求，即把哲学学术用到政治上以确定实践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