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1-0138-08 在西方学界，某种冷落甚至蔑视辩证法的“后学”论调已然衍漫甚久，且其影响不容小觑；在国内学界，对辩证法有所疏离、淡漠，或曰不以为然的学术观点亦时有所见。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试图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也一并“还给十九世纪”的理论倾向，或许已经足以迫使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直接关乎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却又长期被忽视、被“悬置”的问题上来，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于其特殊性的有效性到底何在、如何生成？在笔者看来，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立足当代而自我建构的根本性，则已不可放任此种被动界面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全球化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科学技术资本化与资本逻辑复杂化深相媾和的现实趋势正在日益加剧，人类的社会历史命运实际上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而思想理论领域异常胶着的解释能力及话语权力之争，也绝不会就此定格。个中情势反复印证着的，正是马克思当年的那个著名论断，即理论思维的实现程度只能取决于其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①就此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研究怎样才能迈向现实—历史的更大纵深，应当是不可回避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它甚至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深切萌芽②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伟大思想乐章，甚至从霍克海默为法兰克福学派制定的最初的研究纲领，到后来社会批判理论高手荟萃并盛极一时的堂堂之阵——所有这一切，究竟何以可能？ 对于上述问题，马克思主义百数十年的思想传统当中自然有着丰富、深湛的经典范例，可供索解、参悟，东西方一代又一代继而往之的辩证研究进程，亦在地平线的不断延展之中耸出一座座凝重、醒目的思维路标，可资探索前行。回望来时之路，可以认为任何后来者意欲不虚所行并确有所获，大概都离不开以下三大路标维度的沿途指示： 其一，可谓历史性维度，即对于辩证性本身的历史性的自觉。一方面，对辩证性的认识与理解只能永在途中，因而任何辩证逻辑都具有暂时性、阶段性特征，即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另一方面，辩证性本身的形式、内容、节奏、前提与深度亦始终处于生成当中，这意味着辩证性唯有以其自身作为存在依据方能实现真正的自我超越，而非任何外在贴附、任意强加的理论想象可以取而代之。其二，可谓总体性维度，即对于辩证性本身的总体性的自觉。一方面，总体性无疑乃是辩证思维的命根子，却从来不能是笼统、抽象的总体性，而是有着现实的、具体的规定性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局部性并不等于局限性，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无关总体的孤立存在，而是同时构成任何具体总体的依据与限度，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总体性与局部性的内在相关性才能为辩证思维的继续深化提供可能。其三，可谓党派性维度，即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运动规律性的自觉——不是一般性地承认物质第一性以及物质世界有其规律，甚至也不是一般性地指认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规律具有决定性，而是还要将之奠立在人类实践或主客体关系的宏阔基础之上，融涉于社会历史本身奔腾洋溢的浩大洪流之中，并从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有机体、历史演变趋势等多重尺度和动态视野上理解其深刻性。笔者认为尤其有必要指出的是，历史性、总体性和党派性，绝非彼此漠不相关地构成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三座路标或三种路标，而是任何一个路标本身当中相依相存的内在维度，其中任何一个维度都使其他两个维度成为可能，并从其他两个维度汲取精神进益和思想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路标本身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然就是不可回避的复杂性问题，因而才能根本性地区隔庸俗辩证法或一般常识对于所谓辩证性的貌认，并让那些津津于“一分为二”却又似是而非的口头禅，或只顾标榜辩证词句却又毫无内容的表面文章，暴露出种种与辩证性本身殊难搭界的无根本性。 历史地看，上述三大路标维度的传承打造与每一座路标本身的迤逦构置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家独自完成，而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本身群像式、史诗般的自我锤炼与艰苦劳作。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性、开创性、奠基性作用固然自不待言，列宁、毛泽东以及卢卡奇、葛兰西等，也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等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等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在内，诸多层次与视角的理论贡献皆功不可没，也不胜论列。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之前黑格尔的伟大遗产，即以思辨形式对于辩证性、对于“过程的集合体”(恩格斯语)的空前自觉。在笔者看来，上述路标架构之历史地形成与立体性演进，确实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始终葆有真确、鲜活、丰满、厚重，且反思与建构并举的神髓与样貌，磨砺、创造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进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核心范式的辩证性，其实须臾也离不开对于历史性、总体性和党派性的深刻自觉，才能通向实践——这个一切真知之源，也就是通向真理——这条永远未竟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古往今来的辩证法只有两种哲学形态，那么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前者拔地而起的每一座路标本身，则同样堪称真正的思想丰碑。 然而，其中或也蛰伏着一个问题，即是否已将上述三维路标架构当成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之何以可能的、全部且唯一的标准模式，甚或顶级配置？换言之，如果认为马克思和历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卓越的辩证思考，皆概莫能外地仅仅基于或出于上述路标架构的三维性，则恐仍然有待追问。在笔者看来，已然进入理论视域并成为理论事实的任何辩证统一性，仍需敞开其与对称破缺性③高阶共在的基础可能性，辩证性本身的复杂性方能成为本质或具有本质意义，否则，人类社会历史在深层逻辑上纠结延异的矛盾复杂性即难以显现。而对此失之于基本自觉，正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充其量亦只能算作初级教程的“褃节儿”所在，此即如弗兰尼茨基所说，“历史辩证法及其最富有决定性的因素——人，表明自己是更为复杂的和不可能完全被预见的，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解释中未能理解这一点。”④其消极后果，可能不仅在于将马克思的辩证洞见固结为某种理论僵局，并使之与包括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及文化学在内的、关于历史本身的诸多真知灼见相决绝，而且在于力图以自以为是的、简单化或“方便面”一般“省了事儿”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将历史本身本质层面的复杂性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表面化的辩证性，因而难免使得近代以来历史哲学与历史学、现代以来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仍然可以借壳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之名而自动复制与横亘如初。如所周知，恩格斯相当欣赏并有意提倡理论思维的“历史感”。但毫无疑问，这个“历史感”绝不只是“过程感”，甚至也绝不只是“规律感”，而是必须观照历史本身，也包括理论思维史及历史思想史在内的、诸多的渊深如许，才有可能。恩格斯明确要求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⑤，根本目的绝不在于照搬现成的辩证套路、固定的辩证程式来图解历史，更不在于单向度地抓取史实、任意地剪裁史料来印证那些已经形成的任何辩证结论的正确性或真理性，因此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其实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本身的深化、发展，与检验、反思其有效性，本来就是同一枚古希腊金币熠熠生辉的两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负责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思想命运负责，才能获得真正的内在统一性。由此亦大略可见，原著与“原理”、原典与教科书、原文与各色二手阐发、诠释之间，为何常常给人造成截然不同的理解效果或反差巨大的思想镜像。当然就学术理论研究本身来看，今日情形与以往相比，似乎又有很大不同：最为缺乏的已经不是历史知识——我们比司马迁所知更多，至少他老人家未曾见过甲骨文，更不懂所谓古人类学与基因变异；甚至也不是对于历史认识的认识——如现代西方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即识见甚丰。而是穿透表面现象复杂性而直击深层本质复杂性的观念自觉与思想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