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历史没有句号——东西南北与第三世界发展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句号》）不会成为畅销书；作者原本就没有这样的企望。当然，不仅受人尊敬的学者中，而且关心第三世界即人类大多数现状和命运的普通读者中，都会有人翻一翻此书。这对作者来说，实在是至高无上的奖赏和安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理论兴趣和理论创造力有时如林木葱茏，有时又枝叶凋零，但是完全湮没于鼠目寸光的物质功利主义和低水平重复套话空话而荡然无存，那就简直可悲和不可思议了。似乎不必相信历史会提供这样的先例。该书绪论提前发表。发表之前，曾经分送北京十几位教授请教。从那时到正式出版，通过多种渠道得到对于它的意见。我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一表示感谢并坦率说出我的看法。这里没有私利的顾忌和一钱不值的客套，没有广告式的装腔作势和追求一时轰动的商业性炒作，有的只是对于一部已经交付社会的学术著作的真诚而严峻的评判和有关理论问题的善意商榷。除了某些具体的意见，几乎所有的肯定和批评，都直接或间接地提出社会历史领域研究工作的方法论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即席的谈话、三五次通信，充其量只能浮光掠影地交换一些零星的看法。但愿这篇短文至少能够触及它的若干根本的方面。《句号》一书的价值微不足道；如果能够在方法论的讨论方面多少有所前进，那才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我们仍然从希望读者能够感兴趣的发展理论问题谈起。历史上常常在不同范围和不同程度上发生伟大的先驱和渺小的后裔，或者重复出现播下龙种而生出跳蚤这类现象。《句号》多次提到1986年牛津出版社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我们对那些毕竟包含着科学成分的理论的创造者们的尊敬，不亚于他们的本民族同胞和西方发展学的后人。该书两主编之一、导言作者杰拉尔德·M.迈耶真是快人快语：西方发展学是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当局为着避免第三世界广大地区“陷入共产主义”，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失去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国际政治背景下产生和兴旺起来的，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在该书认可的十位先驱中，艾伯特·O.赫希曼自称“反抗权威的叛逆”和“持不同政见者”，劳尔·普雷维什说他的研究工作的历史就是“离经叛道的历史”，冈纲·缪尔达尔把他晚年的一部文集定名为《反潮流：经济学批判论文集》。他们占去了三分之一。其他先驱也间或有类似表述。他们所以获得巨大的荣誉和广泛的尊敬，在于拒绝规避和掩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剥削第三世界的事实，在于对第三世界人民悲苦命运的诚挚同情和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走上发展道路的良善意愿，在于由此取得的学术成就。缪尔达尔的研究工作，几乎是在一种因生为发达国家公民而深感愧疚的道德自责中，在一种他所说的“对良心上日益加剧的痛苦加以清算”的过程中进行的。他看出，西方发展学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在发达国家展开，由其政府、基金会、大学和行业提供资金，实在没有道理不指望研究和开发工作将对他们自己有利。大部头著作列满密密麻麻的统计数字和根据这些数字编造的种种计量模型、计算公式。心中有数原本是件好事。但是这是一些怎样的数字呢？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几个亚洲国家的实地考察，使缪尔达尔对这些数字更为生疑：“许多数字一钱不值”，原来统计资料是一个“政治至上的领域”！下面这段话出自他1957年出版的《穷国与富国》，由迈耶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一书导言中特别地引出，尤需反复品味： “在这伟大的觉醒时代，如果不发达的国家的年轻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那将是可悲的。发达国家经济思想妨碍那些国家的学者去努力符合理性，而对不发达国家学者们的学术创见更充耳不闻。 我但愿他们有勇气抛弃那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从研究他们自己的需要和问题中刷新思路。” 在这里，1.“伟大的觉醒时代”，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所谓觉醒当然包括为着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和打破世界殖民体系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2.这种斗争的胜利直接把发展问题提到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生活的前沿，正是这样的时刻，使警惕第三世界经济学家“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的可悲景况，具有了现实的意义。3.发达国家的经济思想，对于第三世界的健康发展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些“无意义的、不中肯的而且有时显然不适当的教条和理论思路”。4.第三世界学者要有勇气抛弃这些教条和理论思路，而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问题”进行理论的创造。 重读这段精彩论述，作为第三世界学者，目前没有必要在主要之点上再做更多的补充了。如果粗略地举出此后40年间的尽人皆知却又不能带给进步人类欣慰的事实，那就看一看拉丁美洲的“失落的十年”和目前经济与贫富分化联袂增长的情形吧；那就看一看被称为“苦难漫无尽头的大陆”、“世界的孤儿”，在大国争夺中混乱、动荡、贫病交加的非洲吧；那就看一看从一度辉煌中跌落下来、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亚洲吧；那就看一看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怎样从内部肢解得七零八落，俄罗斯仅仅从1990年到1993年人均寿命就下降五岁的改革业绩吧；那就看一看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经济差距怎样越拉越大，富国、富人肥胖过度而穷国、穷人却枯瘦如柴的国际秩序吧。——无论如何，历史只能说：不幸而言中的缪尔达尔！ 缪尔达尔所谈论的恰恰是方法论问题。在西方发展学框架内能够做到的，他大体上都做到了。摆脱这一框架的桎梏，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取决于方法论的革新；他也已经在这种革新方面做出了某些带有根本意义的提示，一如在参天茂密、暗无天日的原始森林中，标出了一条“胡志明小道”。然而缪尔达尔称之为“陷入发达国家经济思想的困境而不能自拔”的景况，却在一次又一次重演。这有点像杜牧《阿房宫赋》所写的，“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美国《拉丁美洲研究评论》1980年第1期刊出拉美学者C.F.博尔达的文章《今日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展望》，承认“我们受到外国同行的束缚，为他们的思想所支配。……我们不能指责外国人只按他们的利益行事，因为，如果我们迷惑于他们的公式、数字和金钱，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误了”。他把这种情况叫做“学术上的殖民主义”。巴西《圣保罗州报》1997年3月8日报道，拉美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在荷兰聚会，发表宣言，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泛滥正在造成全世界的空前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特别是造成第三世界的更加痛苦的后果。当缪尔达尔这样一些西方发展学的先驱们以郑重的科学精神进行探索的时候，谁乐于想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迷惑于西方的公式、数字和金钱，导致如此黯淡无光的后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