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下中国正向着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但在历史已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孤立发展的，它必然要受到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深刻影响。走在前面的西方现代化，无论是目标模式还是发展道路，都已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和弊病，现正处于对传统现代化进行批判和超越阶段，即进入了被西方学者称为“后现代”、“后工业”的时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两难矛盾：一方面，人类的活动总是带有趋利避害的选择性，面对西方现代化所出现的矛盾及所付出的代价，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自然要考虑怎样少走弯路，尽量避开或减少现代化中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条更为人道、合理的发展道路；但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忧虑现代化中可能（或必然）出现的弊病和不利后果，过分张扬“后现代主义文化”和“前现代”的自然主义文化对现代化的批判与补正，那又可能冲淡中国人本应首先确立的现代化意识，干扰或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近现代以来，这个矛盾一直困扰着致力于探索中国发展之路的中国人，许多关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大争论都由此产生。理清这个矛盾所涉及的问题及实质，从中找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思路，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曾提出，落后国家在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在充分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关于当时俄国发展可能性的具体预想虽然没有实现，但由于他敏锐地洞察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使他的“跨越”思想不仅没有泯灭其价值，反而在20世纪进一步扩展为世界性的发展主题。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落后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便通过不同形式的短暂过渡进入了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反复争辩当初的“跨越”是否应当，而应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跨越之后怎么办”的问题上。 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之后，如何建设新的社会将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和难题。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它将面对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矛盾状态。第一，它原来的自然经济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淘汰和改造，必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各方面保留着浓重的旧的痕迹和影响。第二，由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它必须去努力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并将之当作主要的追求和发展目标。第三，资本主义现代化（或传统意义的现代化）已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和弊病，西方后现代主义正致力于对它的批判，而落后国家之所以要超越资本主义又正是为了避开这些矛盾弊病，因而也必然出现追求后现代的趋势。这就使得它的发展问题出现一系列矛盾和难题，如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难于把握（在什么基础上谈发展），发展的状态和水平难于定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发展的目标和模式难于确立（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等。相比之下，欧洲先行国家的发展轨迹比较清晰，什么阶段解决什么任务比较明确，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呈现出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因而每个时期都有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而对落后国家来说，已不可能继续沿用这些发展模式，而必须在上述矛盾的交织中寻找一条新路。 3.在当代中国，面对这样的矛盾，往往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一种思路是，强调现代化是中国发展之首要甚至唯一的任务，站在现代主义立场上，一方面把前现代即自然经济遗留的传统视为落后保守而坚决排斥，另一方面认为后现代提出的问题只是“遥远的话题而不是现实的课题”从而置之不顾。按此思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或引发的矛盾和弊病，如腐败、社会风气败坏、贫富悬殊、失业、环境污染等，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或其解决不是当务之急。 80年代末，有一篇报告文学《前门外的新大亨》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北京前门外个体户的发迹史，之后，记叙了作者与某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一场对话。 研究生：你们说到的使用雇工情况，是原始的、野蛮的。但是人们没有必要多愁善感，这是文明进程的必然阶段。在这一意义上说，野蛮正是文明的基石。 作者：你这种说法很冷酷。 研究生：依《资本论》的分析，这就是剥削。《资本论》本身是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本书造成我们伦理超前的社会心态。（注：罗来勇等：“前门外的大亨”，《当代》1988年第4期。）。 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自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以来，对其中所发生的消极、负面现象，不少人一直是以“难免”论、“合理”论、“代价”论等为理由，为其进行合理性的辩护。 这种思路的合理之处在于抓住了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即必须集中精力解决生产力、经济、现代化问题。但这种思路也有一个根本性缺点，即脱离国内国际历史条件的变化考虑发展问题。从国内来说，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先进潮流的影响和国内不断变革的实践，中国人实际上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特别是建国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几十年，尽管体制上存在不少弊端，不尽人意，但也确实体现出资本主义所没有的优越性，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对于现代化必然要追求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式，而不会回过头去重新接受或经历类似于30年代《包身工》所描写的野蛮落后的发展方式。当今中国由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法则、规范尚不完善，加之利益的驱动，有时难免出现少数企业主以落后野蛮的管理方式去对待劳动者的现象，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方式是合理、合法的，更不能把它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发展观念和发展道路。从国际来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和超越阶段，尊重人的权利、提高人的地位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核心要求。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落后国家即使以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当务之急，但若这种发展是以落后的、牺牲人的代价的方式换取的，那也是不能容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