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体战成为战争主要形态。各国为支持战争实行全面动员，由此后方与前方战场一样，战争将所有国民都卷入进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即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农村战争动员成为总体战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日本，农村不仅仅是提供兵员和粮食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基地，更重要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亦与农村有着直接关系，农村为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和组织资源，这里是日本战争动员的重心所在，所以本文拟从农村角度揭示和总结日本战时动员的特征及相关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日本农村运动的性质发生转变，村落社会的变动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反过来法西斯战争体制又利用传统村落共同体秩序强化了对农村的统制，使得日本的农村战争动员更加严格、彻底。战后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的研究涉及经济危机与农民运动的分裂与转向、农村运动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农业组合的变质与战时统制机构、农村阶层变化与村落权力关系的重组、在乡军人会与农村翼赞体制的形成以及农民支持战争的心态等许多方面。在研究范式上则经历了从“天皇制法西斯论”为指导的战后历史学向由“总体战体制论”席卷学界的现代历史学的重大转变。①本文关于日本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并不局限于具体政策的出台与对动员体制的研究，而是重点关注战后日本对于战争动员性质认识上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研究范式转变。 一、天皇制法西斯论与村落社会认识 战前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天皇制相结合，形成天皇制法西斯论，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特征。自明治维新以来，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尚未发达，故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封建统治秩序最大限度地保留下来，到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了天皇制法西斯论。从战败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关于农村战争动员研究的基本范式是围绕天皇制法西斯论展开的。这种研究又分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和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观点。总体上看丸山真男的观点影响更大。 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从经济结构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其主要观点认为，明治维新的基本性质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以天皇制国家权力为本质的绝对主义与日本资本主义及其半农奴制寄生地主制这种特殊经济制度在构造上的结合。日本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确立的同时就转化为帝国主义，军事特征明显，是一种军事的、半农奴制的资本主义。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提出了天皇制法西斯论，认为这种体制在维护绝对主义天皇制本质的同时，又发挥着法西斯主义的机能。强调天皇制是其主要特征，所以天皇制法西斯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讲座派学者对于日本近代史认识的基本立场。② 到了战后，向坂逸郎提出，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认识要从以下方面考虑，即日本经济、政治基本上为金融资产阶级所统治，由此出现了在经济上受到压迫、反对垄断金融资本的中间层。但是，这些中间层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同时也感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这个中间层将其意识形态强调为超出阶级对立的“公正立场”。而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挽救金融资本危机的势力就是法西斯主义。大内兵卫则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并不发达，但法西斯势力却能够依靠社会的主要势力掌握政权，并且与实力强大的军部结合，这就是日本式法西斯主义的特征。③田中惣五郎则坚持强调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性，军阀、官僚与资本家、地主合作。支持天皇制绝对主义的资本家与西方情形不同，西方是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后才出现垄断，而日本则是在商业资本阶段即进入垄断。④井上清认为，法西斯主义虽然标榜反资本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是要实现垄断资本的暴力独裁，正如北一辉所说的那样，让垄断资本与国家融合，由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核心即军部掌握国家政权以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机。⑤ 日本法西斯主义与农村有着密切关系。大内力在分析日本法西斯的特征时指出，日本法西斯主义除了具有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法西斯主义一般特征之外，在意识形态上还有着强烈的农本主义色彩，无论是右翼还是法西斯势力以及青年将校们都与农民有着密切关联。在日本，如果说是农民自己创造出法西斯主义运动，还不如说是以农民为社会基础的青年将校成为农民要求的代言人。推动法西斯运动的直接意识并不是来自经济危机本身，而是从危机中产生了对“健民强兵”这种体制遭到破坏而感到的危机。旧中产阶级和小生产者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威胁，同时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传统的国体被破坏，家父长制的家族传统受到冲击，“淳风美俗”正在衰退，民族出现堕落。总之，他们感到既存的价值观受到破坏。⑥这才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日本战败后，丸山真男对天皇制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这种国家体制与近代欧洲国家不同，不符合近代国家的原则。⑦天皇制是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核心，关于这种体制的实质，日本法制史学者水林彪提出，律令天皇制是身份制社会统合秩序上的最高权力及其秩序体系的总和。明治时代虽然开始了从身份制统合向制度化的转换，但是共同体或疑似共同体的小集团依然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身份制统合秩序成为近代法秩序，天皇依然是这种秩序的最高统治者。⑧安丸良夫认为近代日本地域秩序形成过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新秩序的权威核心就是天皇制，以此实现了国家的统合。⑨铃木正幸将天皇制与欧洲君主制比较，指出欧洲的王权要与身份制集团进行妥协，是二元性权力构造，而日本天皇制是总体领有制，是一元性结构。近代以后，在天皇与政府的关系上，虽然在实质上是政府处于优势，但在天皇就等于国家的观念下，在形式上则体现为天皇对政府处于优势。⑩戒能通孝就曾指出，法西斯主义与天皇制结合起来是日本的重要特征，以天皇的名义什么都能做，这样就使得战争期间的暴力有了合理的根据。(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