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沿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当今哲学论坛和社会实践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此问题笔耕不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推动了这一理论的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对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缺乏深层的历史源流考证与分析，结果在诠释和判定历史决定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内涵方面，歧义丛生。因而，如实地考究历史决定论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理性历史决定论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演进的规律，在凝重的历史哲学氛围中界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中心环节。 一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当人类由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开始揭示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对自身活动的规律、动力和目标的认识尚处于浓厚的神学迷雾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在历史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充满了谬误和成见，毫无成就可言，恰恰相反，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如同历史本身的进步一样，处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中。在西方决定论史上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从神学形态、人性形态到理性形态的更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诞生的必要阶梯。 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前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过程内在必然性的研究远未达到哲学思维的层次上，那时，还谈不上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史。古希腊哲学家笼统地把永恒不变的本原或始基看成宇宙万物循环运动的“逻各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还不能把自然和社会区分开来，社会被包容于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简单延伸和扩大，丝毫没有给历史研究以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注定了人们根本不可能从自身的历史中概括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只能从历史之外把超自然、超历史的上帝看成人间吉凶祸福、民族兴衰荣辱、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 用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解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的神学历史决定论在中世纪处于统治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家都主张，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的等级秩序皆处于上帝的有意安排，除了上帝，在历史领域没有偶然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人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随意摆弄的棋子。这种神学历史决定论不过是历史宿命论的别名词。 神学历史决定论，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因为它的一切推论都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中发现的，但是，同古希腊人循环倒退的历史观相比，有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奥古斯丁在《论神之都》一书中，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两大阵营，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信徒斗争的历史，其结局是：上帝的信徒必然胜利，永恒幸福的“神之都”必将出现。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使历史走出循环，走向进步。神学历史决定论走出了古希腊人狭隘封闭的历史视野，以某种“世界历史”般的宽广胸怀，把积极向上的品格赋予历史，构成了西方历史决定论发展的开端，奠定了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基础。 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出现，决不是纯粹抽象的历史概念逻辑推论的结果，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普遍革命密切相关。 从15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掠夺东方财富，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活动，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冲破了民族史、区域史的狭隘界限，发现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提出并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的革命，也迫切需要用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等领域里的革命，即文艺复兴运动，使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历史，人们不再从神的意志，而是从人自身中引出历史必然性原则。这一切，使历史决定论的研究重心实现了从神学向人性的必然转变。 意大利17世纪思想家维科是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开创者。他反对直接用神的旨意解释历史，在《新科学》一书中他写道：“以往哲学家们倾全力认识自然界，这个世界既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同时，他们却忽视对民族世界的思考，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能认识它。”（注：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在维科看来，人完全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历史有自己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决定了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定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历史规律的依据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即一切民族都具有的共同起源和特征。维科强调，尽管历史的发展在细节上充满了种种偶然性的曲折和偏差，但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使世界上一切民族具有了大致相同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 毋庸置否的是，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这一规律。在他那里，人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前提，那么，人是何物？它从何而来？又如何而来？由于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把人归结为上帝的创造，结果是：上帝是历史的开始，上帝的旨意成为历史的基础和达到历史目的的动力，最终未能从神学决定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