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顾20世纪哲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方面，真理问题在现代科学和人文背景之下，仍具有着常新的意义，依然是各哲学流派所争论并困惑不已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本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和世纪中叶的“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自己的原有形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论争，开始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后现代走向。这一走向不仅显示出语言哲学在指称理论后现代演变中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在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构建中，更透示出语言哲学，甚至整个人类思维所面对的某种发展倾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通过揭示真理观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所经历的发展脉胳，阐明其特征和意义，最终展示真理走向“语境化”的必然性，将是颇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 通向自然语言真理论之路 历史地讲，在真理问题上，作为主流而又颇具影响的观点是“真理符合论”。亚里士多德所表述的“把不是说成是，或者把是说成不是，即为假；把是说成是，把不是说成不是，即为真”的思想，清晰地阐明了这一观念所坚持的主张。尽管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如日中天和“拒斥形而上学”的普遍深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力图构造统一的、包容万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动力，但真理符合论仍是大多数哲学家所坚持的信念。无论是B·罗素、G·摩尔还是前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包括D·戴维森，他们均把真理当作是对实在的某种符合或表述；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种语言和实在、命题和现实具有同构性的世界中，“世界包含着事实，即我们可以选择出所思考的东西。而且……也存在着信仰，它具有对事实的指称，并通过指称而或真或假”。（注：Bertrand Russell,‘Logic and knowledge’London:Unwin Hyman Ltd,1956,P182.）但必须注意的是，他们并不等同于传统的符合论者。因为尽管他们仍然诉诸于符合的一致性，但他们却理智地改变了论证的策略，消除了在“语言之外”寻求对应的难题，而把“语言的界限当作世界的限界”，从而试图在“语言之内”消解“符合”问题。值得庆幸的是，语义分析方法在本世纪的普遍深化，为沿着这一方向前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手段。 (1)塔尔斯基真理论的语义学概念 在致力于澄清并使传统真理符合论精确化的道路上，A·塔尔斯基所做的工作——为真理概念寻求语义学基础——无疑是其中最富创造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他试图通过现代逻辑工具，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为特定语言建立一个本质上适当、形式上正确的关于“真语句”的定义。他的真理论就体现在对真理概念的这种分析中。塔尔斯基之所以把对真理的讨论限制于语言——尤其是人工语言之内，这并不仅是出于利用现代逻辑技术的考虑，更在于他看到了动摇传统真理符合论根基的两个因素：①这一理论自身基本概念的模糊。在传统认识论意义上，“命题”、“信仰”、“事实”、“符合”等概念含混不清，容易产生歧义，急需用语义分析方法予以理清；②界定不严的“符合”极易产生悖论，从而给了主张取消“真理”概念的真理冗余论以可乘之机。既然“真”和“假”只是描述或论断命题的属性，而在使用中那些概念又易于产生悖论，那么它们的存在性就是可争辩的了。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塔尔斯基的真理论中，他预设了两个初始限定：(i)避开认识论的圈套，尤其是存在于语句和事实或事态之间的“符合”；(ii)剔除所有未加定义的语义性和意向性的概念，诸如意义、信仰等。在做了如此限定之后，塔尔斯基进一步阐述了语言的层次理论，把人工语言明确区分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以避免语义悖论。由此，他得出被称为“约定(T)”(Convention(T))的等值式，即“X是真的，当且仅当P”。严格地讲，这一形式并不是真理的定义，它只是单独句子的成真条件，可以看作是真理的部分定义。但是，正如塔尔斯基所言，“在某种意义上，普遍的定义应是所有这些部分定义的逻辑合取。”（注：Alfred Tarski,‘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in ‘The Philosophy lf Language’Second Edition,Edited by A.P.Martin-ic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50.）当然，塔尔斯基也看到部分定义的总和可能是无限的，因为语词“真的”所具有的逻辑特性在于它表示某些表达式的一种性质或指示这些表达式的一个类。为此，他选择了递归定义，运用是否某些表达式满足了表示它们所涉及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定义真理，从而实现了在形式语言中构造本质上充分、形式上正确的真理定义的愿望。 应该看到，塔尔斯基把真理概念看作是一个语义学概念并就其所做的工作是极具现实意义的。他启示了尔后的哲学家们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从不同的视角上进行了新的发展。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塔尔斯基所力主的真理概念始终是与某一特定语言相关联，为真或为假只是作为特定整体语言的一部分的语句，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语句性质的思想，使得二十世纪哲学对真理问题的论述在“语言学转向”的浪潮中，加速了“朝向语言而生长”的走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线。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倘若真理仅涉及“陈述”，而不是“语句类型”，那么，正象M·达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塔尔斯基的真理概念仅限于精确的形式语言，而与真理不具有相关性，因为真理的语义学概念应用于日常语言不会达到通过先在分析而获得的“真理”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塔尔斯基理论本身就是基于对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定义“真语句”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本质上已排除了对任何形式的自然语言真理论的思考。 (2)自然语言真理论 塔尔斯基通过赋予成真谓词的外延来定义“真语句”，但却未能指出其所具的“意义”(meaning)。然而，“意义”的缺失并未因此宣告塔尔斯基真理论的完全破产。如果我们把他的形式系统解释为一种语言的经验理论的话，那么，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开认为塔尔斯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与真理的概念相关的观点，保护已发展了的真理理论不受损害，使得我们在探索被解释语言的真理理论时，不必再寻求其它途径；另一方面，具有经验内容的“T语句”意味着，存在有塔尔斯基真理论所未能提供的关于自然语言的真理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戴维森提出了著名的“戴维森纲领”，力促建立一种完全依据语句的真值条件给出语句意义的意义理论。我们看到，戴维森这一通过意义理论探求自然语言真理论的策略，是由语言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决定的。 首先，“后现代”语义学的语言实在观的确立，提供了全新的世界图景。传统语义学认为，语词的意义先于语词的指称，从而意义先在于任何关于对象和命题的真假判断。这就是说，对于一个所予语句，我们必须先通晓它的意义，才能进而判定它的真假值。“后现代”语言实在观则把实在和语言构想为同一的，因此并不简单地断言实体的存在，而是把它理解为实际的事件或关系，也即通过分析语言的结构来展现实在的结构。正如戴维森所言，“研究语言的最一般的方面也就是研究实在的最一般方面”，“如果把语句的真值条件置于一种详尽完整的理论的语境之中，那么展现出来的语言结构就会反映实在的大部分特征”。（注：D·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商务印书馆，牟博译，1993年版，第133页。）这就要求语言与实在之间必须先存在确定的真值关系，从而真理研究蕴含了意义研究在语言哲学中的地位。事实上，从一开始，戴维森就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置于真理理论的框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