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十年前在全国展开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进行的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假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枷锁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根本上推动了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准确地掌握、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通过实践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这才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正作用。它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的大解放，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条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质上是个思想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的讨论，关系到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也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党的历史上看，它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它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本本主义和个人崇拜，树立了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它确立了实践的权威，弘扬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精神，真正发挥了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是上了“本本”的就是真理，也不是“有权就有真理。”只有把社会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才能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确立实践的权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是辩证统一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当代世界的特点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才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告诉我们，正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思想准备，从而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使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国民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这个过程，就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逐步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正确的理论，是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由于它是正确地总结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并在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成功、得到证明了的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即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性。伟大的实践必然要创造出科学的理论，而科学理论形成之后，就必然会发挥它巨大的能动作用，变为我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指南。 2.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我国哲学工作者和哲学研究也有重大的意义。它使我们从现代迷信和教条主义、蒙昧主义中解放出来，使我们深刻反思我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历史，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道路。经过二十年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取得了一些共识。例如，普遍认同科学实践观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的关键作用，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本质和生命力之所在。又如，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紧密地联系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中心，开展各种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与此同时，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深刻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在深入研究、大胆探索，并有不少新的突破、新的成果。对历史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研究正是这样。由于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利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和混乱，导致全国生产衰退、经济失衡、物资匮乏、市场萧条、民生困苦、民怨沸腾……。在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最初二年，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没有否定反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方针、政策和口号，使得“十年动乱”所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没有消除，党的工作和国家的建设徘徊不前。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地要求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理论上，特别是从社会历史观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尤为迫切。“四人帮”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炮制的“理论依据”，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决定论”、“生产关系决定论”、“阶级斗争决定论”。在经济建设方面，他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宣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煽动人们去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穷过渡”，攻击四个现代化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叫嚷“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好像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穷”。显而易见，理论的是非不搞清楚，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也就不能消除。林彪、“四人帮”是一伙政治骗子，他们惯于用历史唯心主义来冒充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剥去伪装，把被他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再颠倒过来，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来面目是十分重要的。这就是哲学工作者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较集中地探讨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新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理论问题，并不断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判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是非得失的标准等现实问题的原因。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当代世界广泛的社会改革和现代科技技术革命所引起的深刻变革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可以说，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社会历史哲学已成为我国哲学一个重要的生长点。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唯物史观的实质和内容时，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的历史过程”与“我们自己创造的”两方面的辩证统一，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只有把社会主体——人、人类的自觉能动性和社会客体——对象化了的社会结构、“人化的自然”的客观规律性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避免并反对自由意志论与宿命论。以社会实践活动——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交互作用为基础和中心线索，从分析社会结构（社会主体亚结构、社会客体亚结构及其中介性亚结构）入手，考察社会交往、社会文化、社会管理、社会演化等等问题，就可以从总体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人类创造性活动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规律性。以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社会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分析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分析个体、群体和人类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分析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其相互作用，分析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真善美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可以把社会结构、人的发展、人的活动统一起来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4-8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和理论的真理性的标准，才能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