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编码：Doi:10.3969/j.issn.1673-9329.2020.01.20 儿童人类学属于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其理论最早可追溯至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于1827年在《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中对儿童的研究和分析；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尔斯(Frans Boas)明确将儿童视为一个复数概念(即childhoods)；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也出版了具有影响力的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等等。儿童人类学主要是遵循人类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不同时期、特定地域的儿童生活方式进行探究，尤其对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考察。可以说，儿童是处于文化之网上，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儿童，所以儿童人类学提出要关注把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加以普遍化带来的问题[1]。 戴维·兰西(David F.Lancy)是耶鲁大学心理学学士、加州大学心理学硕士、匹兹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犹他州立大学名誉教授，著名的儿童人类学家，其研究主要涉猎被推迟的人格(delayed personhood)、核心课程(the chore curriculum)、作为储备劳动力的儿童(children as reserve labor force)、在儿童至上社会(Neontocracy)中成长的孩子、儿童如何习得文化、学校教育的社会历史分析、街角儿童文化。兰西曾对利比里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摩门教拓荒地的儿童展开长期的田野调查，对特立尼达、瑞典、乌干达、马达加斯加以及美国的城市学校也做了一系列短期调研。他对儿童人类学的著述除散见于学术期刊外，主要呈现于专著《儿童人类学：小天使、附属品、调换儿》(The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Cherubs，Chattel，Changelings)。该著作于2008年出版，其后在更多文化背景资料中得到充实与丰富，于2010年再版。之后，兰西受邀将发表于《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中的专栏文章结集出版，是为《教养观：来自其他文化的惊人洞见》(Raising Children：Surprising insights from other cultures)于2017年得以面世。通过相关文献整理分析，兰西对儿童人类学学科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历史发展梳理、儿童或童年的本质探究及相关民族志研究方法三方面。 一、正本清源 2002年，劳伦斯·A.希什菲尔德(Lawrence A.Hirshfeld)在《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y)发表《为什么人类学不喜欢儿童？》(Why Don't Anthropology Like Children?)一文中明确指出：“人类学作品很少关注儿童；即使有，也只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假定‘文化是被学习而非遗传’的。虽然儿童拥有明显且不可辩驳的学习能力，但是人类学对他们及其生活表现出极少兴趣。”[2]兰西对此论断极力反驳，他认为匮乏的原因主要是该领域呈现出零散的状态(fragmented nature)，仅有非常简要和肤浅的文献评论，且极少相互引用。为此，兰西在《为什么是儿童人类学？一门新兴学科的简史》(Why 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 A Brief History of an Emerging Discipline)一文中极力辩驳“人类学家不曾研究儿童”这一说法，并从六个方面细述其发展历程[3]。 (一)社会化(socialization) 兰西认为，儿童人类学最早可追溯至儿童“社会化”方面的研究。该观点认为，童年的存在主要是给儿童提供一个被塑造的机会，以适应特定的社会角色，此方面可分为两类。 1.发展儿童的个性与气质 “文化与人格”学派发表了一系列关注人类文化早期经验与后期个性的研究，而这项工作主要受到弗洛伊德(Freud)理论的启发。米德(Mead)于1935年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就是其经典案例。之后，约翰·怀廷(John Whiting)与比阿特里斯·怀廷(Beatrice Whiting)发起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潮流，尤以《六种文化的儿童》(Children of Six Cultures)(1975)为代表。进入21世纪后，赫兹(Herdt)分析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入教仪式[4]；博林(Bolin)记录了安第斯山脉儿童按照被期望的社会行为模式学习[5]；等等。可以说，“社会化”在人类学界被视为研究童年的大本营，并一直沿袭下来。 2.发展儿童认知与语言能力 哈佛大学一直以来围绕着文化对童年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几个学生，如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和杰基·古德诺(Jackie Goodnow)就一直关注认知技能早期的社会化。虽然皮亚杰(Piaget)和布鲁纳建构了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和信息加工理论，但他们没有将文化因素纳入其中进行考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兰西和科尔(Cole)的团队分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进行了两项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社会信息处理工作量与儿童信息处理技能之间的关系，还发现了儿童认知发展的不一致性，同时首次将文化差异纳入智力问题分析[6]。此外，有关文化与认知之间关系的争论不仅受到田野调查的影响，还体现在斯特劳斯、皮亚杰和一帮哲学家的学术遭遇中，并展现在斯特劳斯的《野蛮的头脑》(The Savage Mind)(1968)和加德纳(Gardiner)的《对头脑的追求》(The Quest for Mind)(1973)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