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始终伴随着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是以20年前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前奏的，此后，邓小平同志又相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这既是实践标准在理论上的不断深化，也是实践中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从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相继提出，反映出我国逐步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它也忠实地记录了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思想解放历程与改革开放的道路。 （一） 实践标准的提出，缘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所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而根本上又是针对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即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还是当作“包医百病”的教条。由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支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罗网，掀起了一场历史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随着时间的延续，它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意义还将会继续更加充分地显现出来。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首先在于中止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使党和国家在濒于崩溃的边缘上止住了脚步，使社会主义事业在处于危难的时刻“拨正了船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性抉择：是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仍旧沿着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巨大灾难的道路走下去，还是纠正这些错误，走出一条能够给中国带来希望与光明的社会主义新路。在这重大抉择的背后，关键又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然而，林彪、“四人帮”多年制造的严重个人迷信与法西斯高压政策，以及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的“两个凡是”，都给纠正这些错误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在这困难重重与危机难平的时刻，真理标准大讨论打响了冲破“两个凡是”障碍的枪声。这场大讨论重新确立起实践标准，它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崇尚“本本”，而是崇尚实践，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也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生机与活力的源泉。这样就彻底地否定和驳倒了“两个凡是”，为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前提和历史契机。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这场大讨论，在关键的时刻避免了一场灾难的继续，从而挽救了党和国家，也挽救了社会主义。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又在于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教条与僵化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重新焕发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机与活力。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创伤最深的莫过于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在经过长期的思想禁锢之后，人们的思想处于严重的封闭麻木状态，表现为：一是敬畏心态，把领袖视若神明敬而畏之，不敢提出问题，不敢思考问题；二是依赖心态，把本本、条条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逢事总要问书本上是怎么说的；三是盲从心态，只要是本本上说过的，就绝不能违反，句句照办；凡是与书本不符的，就视为异端。这种“唯书”、“唯上”的消极、僵化心态，严重地窒息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精神，也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创新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虽然实践标准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尽管这条基本的原则早已为许多人所熟知，但是在书本与实践的关系和选择上，长期的思想禁锢与传统思维的影响，使人们往往选择了书本与教条。真理标准大讨论把实践标准重新提出，否定了书本的最终权威，破除了对书本、偶像的迷信，打破了人们思想上的樊篱，使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重新释放出人们独立思维的能力，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深刻而持久的思想解放运动。恩格斯在叙述当年第一次看到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感受时这样说过：“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说，只有亲身经历过这场大讨论的人，才能从内心深处体验到这种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这场大讨论，为重新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为再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辉煌提供了精神前提。 实践标准的提出，它的意义还在于重新确立起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曾经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与优良作风。然而，在1978年以前的较长一段时间中，实事求是被逐渐扭曲了，代之以迷信僵化和教条主义，空话大话盛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的重要思想根源。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8页）真理标准大讨论，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是要坚持实践第一、实事求是，还是要坚持“两个凡是”，教条主义，这反映出了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对立。坚持实践标准，就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理论，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实践标准的提出，就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的标志。邓小平同志在重新阐述这条思想路线时，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写入其中，突出强调了在实践中创新、发展和检验马克思主义，这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逐步产生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辟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因此，真理标准大讨论与实践标准的重新提出，是我国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我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一刻也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后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依旧要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