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拜观念教”的批判中重新确立实践权威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深刻地揭示了观念的能动作用。他指出：“自从太阳站在天空，星辰围绕着它，大家从来没有看见，人类把自己放在他的头脑、放在他的‘思想’上面，而且依照思想建筑现实。亚拿萨哥拉斯第一个说，奴斯（“理性”）统治世界；但是直到现在人类才进而认识到这个原则，知道‘思想’应该统治精神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光辉灿烂的黎明。”（注：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95页。）哲学家们常常把这段话理解为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其实，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体现了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概括，其核心命题是：“依照思想，建筑现实。”即凡是合乎理性的思想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转化为现实。这一深刻思想曾经激励了许多革命者为把理想转化为现实而奋斗。 但是，观念的能动性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实践。对此，马克思说，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马克思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马克思还把实践放到社会历史中理解，指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这样，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人或观念能动性的坚实基础，即“革命的实践”。马克思确立了实践在哲学中的权威，为此，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已经解决了的关于观念能动性的基础问题，在20世纪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提了出来。毛泽东十分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早在长沙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就写下了这样的批注：“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152页。）。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仍十分重视观念的能动作用，在1938年提出“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注：《毛泽东哲学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倒过来参与社会现实的建构。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强调观念的能动作用，那么，从50年代后期起，精神力量发生作用的客观基础便开始被忽视了。 林彪利用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竭力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拜观念教”。“拜观念教”这个术语是在“拜物教”术语的启示下提出来的。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的属性后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就通过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表现出来，“我把这叫作拜物教”（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9页。）。马克思说：“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与“拜物教”的产生一样，“拜观念教”也是源于人们之间真实关系所采取的虚幻形式。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受观念支配的，可以说，人的观念的界限也就是行为的界限。但观念的能动性归根到底建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一旦把观念的能动性夸大，尤其是与个人崇拜结合起来，伟大的观念与群众实践的关系就表现为颠倒的虚幻形式，即创造者屈从于被创造物，“拜观念教”也就产生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大地到处弥漫着“拜观念教”的氛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提出了“按既定方针办”。这表明“拜观念教”的氛围没有消散。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注：《学好文件抓住纲》，《人民日报》1977年2月7日。）这就表明，“拜观念教”仍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 要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批判“两个凡是”，破除“拜观念教”，把被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即重新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于是，引发了20年前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积极支持并促进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页。）由此可见，邓小平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正发起者和支持者，他发起这场讨论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人们通过这场讨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没有其他标准，就是要把被颠倒的关系重新再颠倒过来，就是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性。只有把理论置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即确立实践对于理论的权威，才能正确地理解理论，才能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理论。正是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从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