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1845年期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从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分析去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工作，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决裂。而在这个过程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确立的实践原则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提纲》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相比，最明显的不同就表现在：马克思已抛弃了“类”本质的概念，对人的本质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能够从对人类的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中——从对“劳动”的分析中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以此说明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对此时的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想（即“类”本质的思想）已成了一个多余的假设。人不存在一个“抽象”的本质，人的本质只能从他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社会关系中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这一进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标志马克思已不再把人本主义，而是把“实践”确立为新哲学的根本原则。 一、实践原则的确立 实践概念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指：“人的感性活动”或“客观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就此而言，它的内涵与《手稿》中的“对象性活动”是十分接近的。但是，“对象性活动”的思想，至少在理论形式上，仍从属于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因而也仍从属于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基本理解和基本立场；而“实践”则是一个独立的概念。从“对象性活动”到“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理论形式的转换问题。 在《手稿》中，“对象性的活动”的思想不是它的基本原则，而人本主义才是它的主要原则。马克思不仅用它去论证共产主义，而且还用它去说明“对象性的活动”。正是由于人存在着一个抽象的“类”本质，然后才能通过对象性的活动去表现它、证实它。人的“类”本质在先，对象性的活动在后。前者是后者的根据，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表现。当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即出现了“异化劳动”），这里便出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必要性（只有推翻了私有制，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最终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当马克思从对象性活动（即实践活动）的分析中寻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即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时，他便揭示了一条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能由此说明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共产主义的道路。此时，费尔巴哈的“类”的概念、抽象的“共同体”的概念，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是由于人们先有“类”的意识，人们才开始实践活动，而是人们先进行实践活动，并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然后才有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意识；交往关系是与人们的实践活动同时形成的，只不过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这种关系是以“不自由”的形式出现，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它以“自由”的形式出现了。历史中的一切，都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只有通过对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解才能得到说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被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事实上，费尔巴哈也很重视“生活”和“实践”。他说：“一般说来，生活，在它的各种本质重要的关系中，乃具有完全属神的性质，”（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1页。）“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注：《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8页。）。但为什么他的人本学未能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呢？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费尔巴哈对对象性存在理解仅仅依赖于“直观”。“弗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谈到的是‘人自身’，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在费尔巴哈那里，根据“感性直观”的要求，感性世界只被设定为某种现成地给予主体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这样，他的哲学就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一方面他的哲学所要求的东西是现实的人、和自然完全统一的人；另一方面他的哲学通过单纯直观和单纯感觉所认识到的人又只是“异化”的人。当费尔巴哈用感性的直观去感觉现实世界时，“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破坏着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因此，为了消灭这个障碍，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只能介于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遍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当费尔巴哈通过普遍的直观看到的是大批积劳成疾的贫民而不是健康快乐的人群时，他唯一能够要求的就是“最高的直观”以及由此而达到的理想的“类的平等化”。只有在这个最高的哲学直观中，才承诺了感性世界的全部和谐。 当费尔巴哈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去解决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时，不仅意味着他失去了对“感性活动”（即实践活动）哲学意义的真正理解，而且意味着他将最终放弃曾被他一度恢复了的唯物主义原则。当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承认现实生活、感性世界这一前提时，他是正确的；可是，他不能正确地理解现存的感性世界，感性的实践活动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不能从现存世界中找到一条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时，他不得不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先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然后再用它去指导现存世界。哲学的“实践”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只具有理论意义，而不是指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而当费尔巴哈真正谈起现实的感性活动时，它仅仅意味着是指“卑污的犹太人活动”。当费尔巴哈借助于高级的哲学直观真正建立起了感性世界的和谐时，他实际上已放弃了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的唯物主义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