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8-10-25. 中图分类号：F204；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95(2020)05-013-0047 DOI：10.19571/j.cnki.1000-2995.2020.05.006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国企业指明了方向和奋斗目标。世界一流企业在理论上是一个有待探讨的概念，其创新有两个重要的内涵：首先，一流企业需要有重大技术突破性创新能力[1]；其次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具备组织开放式创新能力[2]。透视汤森路透2016年发布的全球百强创新企业名单，有些是具备较强原创能力的技术尖兵，有些则是擅于利用健全机制来整合外部基础研究和应用成果的百年老店。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近10年来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远小于欧美日企业的20％.据此判断：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开展战略合作，获取这些资源在基础性、前瞻性、前沿性和应用性上的科研创新支援，是当前较为适合中国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筑与跨国品牌博弈砝码的重要路径。 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一范式呼应了以上发现。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表明，拓展与大学、科研机构的连接和互动既可以加速产业的创新发展，也可以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麻省理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大促进了美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剑桥大学通过科技转移机制创新催生和支撑了大学周边1000余家高科技企业的快速成长。历史经验表明，中国通过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中国高铁”等国家重大技术攻关成就。然而，总体看来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仍较多存在“合多作少”“短期效应”“两张皮”等现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约25％能产业化)[3]。其次，产学研的结合大都停留在解决短期、具体的技术问题，对于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影响不显著[4]。究其原因，既有模仿复制和“搭便车”等投机思维阻碍企业对技术创新、协同创新的投入，更深层次原因来自于与市场接轨的模式和机制缺位，致使在复杂的市场形势下基础研究和应用成果无法快速进行产业化。 以上背景构成了本文的研究聚焦点：如何改良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进而对实施世界一流企业国家战略提供有力支持?本文从情景嵌入、理论建构和案例探索上进行系统性展开，期望能得出适合产业界可操作的方法和路径。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协同创新和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情景下，针对中国企业在开展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过程中存在的认知障碍、路径依赖以及模式惯例等阻隔问题，我们试图解析开放式创新框架下一流企业的技术创新系统特征和内涵，并着重从理论角度探寻用户需求导向下一流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 2 相关研究进展分析 2.1 关于世界一流企业及中国情景的研究 关于“世界一流企业”的理论内涵，在国外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存在明确的术语定义，较为接近的概念是汤姆·彼得斯[5]提出的“卓越企业”(Excellence enterprises)，或是Newman和Chen[2]定义的世界级企业(World class company)。自2010年国资委提出“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之后，学术界和产业界围绕世界一流企业的内涵和特征开展了讨论。例如，杨杜等[6]主张世界一流企业是致力于制定或改变游戏规则的企业。黄群慧等[7]指出，世界一流企业在重要产业中持续形成全球领先竞争力，且受到业内一致认可。吴晓波则认为新时代中国领军企业已经逼近或进入到了“超越追赶”阶段。 关于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的路径，国资委在2013年提出了13个要素来对标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基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模仿/追赶创新等源于国外的理论基础，学者们结合中国情境下如何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实现追赶和超越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研究，提出了组合创新、二次创新、全面创新管理、整合创新等模式。关于一流企业的技术创新定位，布德瑞在其著作《企业研究院》中列举了惠普案例，说明了该企业研发中心(惠普实验室)定位于产品开发和基础研究之间(图1)，即着重进行应用创新研究活动，同时具有一部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职能，目的是为研究成果转换成最终的可供生产的产品做准备。这为我们带来了重要启示：在一流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中，有必要设置不同功能的研究机构，从而有效地吸收、转化来自于合作伙伴的创新输入。此外，研究还表明前瞻性技术研究在跨国公司技术创新体系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IBM的全球技术展望(GTO)、思科的“蓝天研究”计划和西门子的“未来之窗”项目，而提升前沿知识的精准洞察能力和未来技术敏锐嗅觉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于同优秀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构建科技资源共享机制。
图1 布德瑞研究结论：惠普实验室的创新定位 Figure 1 Buderi finding：HP lab innovation orien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