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创造了发展奇迹。①但我们过去依赖的增长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数量方法解决质量问题的低端工业化模式。②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国内外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低端工业化模式难以为继，我国经济由此进入新常态的深度调整期。在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高质量发展模式是我国由制造业大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关键，而这又取决于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③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由于技术创新具有不确定性以及研发投资的公共品性质，所以需要政府助推企业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要在技术创新上赶超发达国家，尤其需要政府干预。事实也的确如此，每个国家的企业创新背后都有政府扶持，我国也不例外。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既包括隐性的政治关联，也包括显性的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国产化率保护(domestic content protection，DCP)或本地含量要求(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政策以及其他贸易政策、环境规制政策和金融政策等。问题是政府行为真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这直接关系到产业政策的存废和调整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才能更有效地推进。 政府行为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证问题。鉴于政府行为的多样性和问题聚焦的必要性，而且税收政策、国产化率保护、环境规制和金融政策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已有专门的文献述评，④本文把企业创新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限定为政治关联、政府研发(科技)补贴。从理论上看，政府行为在企业创新过程中既可能扮演的是“助推之手”，也可能是“绊脚石”的角色。⑤政府行为对企业创新的因果效应方向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大量的政治关联、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的量化研究。然而，大量经验研究并没有回答实证经济学的终极问题：政府行为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创新?与理论上的分析一样，经验证据同样出现了“促进论”和“抑制论”的分化现象，我们称之为“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之谜”。不幸的是，围绕“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之谜”的经验研究仍在继续，极少有文献系统性地反思“促进论”和“抑制论”在经验研究中的分化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封凯栋、姜子莹(2018)是一个例外，⑥但其只从理论逻辑上简单分析了当前关于政府科技补贴政策效应的经验研究存在的局限，而“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之谜”的深层次原因恰恰在于计量回归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创新过程的认识上的局限。本文通过理论逻辑和技术上的回归分析特性检视经验研究中的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之谜，弥补了封凯栋、姜子莹(2018)的不足之处，为揭开政府行为与企业创新之谜提供了边际贡献。文章接下来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综述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经验研究，第三部分综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经验研究，第四部分系统地评述当前企业创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方向，最后是结论。 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自菲斯曼(Fisman，2001)⑦在克鲁格(Krueger，1974)⑧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这个概念以来，政治关联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立即成为世界范围，尤其是转型经济体的研究焦点，涌现了大量政治关联、企业行为和绩效的研究文献。⑨近年来，随着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政治关联研究开始由对企业资源配置和经济绩效的关注转向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从理论逻辑上看，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一方面，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优惠)贷款⑩、降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11)、更容易获得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12)从而缓解企业开展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而且，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能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13)以及获得产权保护，(14)从而有助于刺激企业的研发动机。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关联也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这是因为企业透过政治关联攫取的政治资源具有“诅咒效应”，(15)这种诅咒效应的典型特征为政治关联与能力建设之间存在权衡取舍关系。(16)简言之，企业会因为政治关联而放弃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能力建设。由于理论逻辑就不能明确回答政治关联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企业创新的问题，因而迫切需要经验研究来检视企业政治关联的创新效应。 从经验证据上看，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效应仍然呈现出“促进论”和“抑制论”共存的局面。“抑制论”认为政治关联会透过以下四个渠道阻碍企业创新：第一，由于技术创新需要投入一笔规模巨大且风险巨大的投资，基于成本、收益计算的理性企业会选择投入大量资源“政治寻租”，从而挤占了创新性投资，(17)可以概括为挤出效应；第二，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绩效和盈利能力，(18)从而企业可用于投入技术创新的资源减少，最终导致企业的研发创新强度低下，(19)可以概括为蓄水池效应；第三，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倾向于过度投资(20)和多元化扩张、兼并重组，(21)从而导致管理层注意力分散和创新性投资不足，(22)可以概括为管理者专断或自由现金流效应；第四，发明家是企业内部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的主要群体，(23)而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高管主要忙于“寻租”，并不热衷于企业内部的创新管理和创新激励设计，从而冷落了发明家，打击了发明家的创新意愿，(24)可以概括为发明家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