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作者简介:
顾伟男(1993- ),男,江苏南通人,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区域创新,guwn.18b@igsnrr.ac.cn(北京 100101);刘慧(通讯作者)(1964- ),女,陕西兴平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主要从事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liuh@igsnrr.ac.cn;王亮,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原文出处:
地理研究

内容提要: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 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 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20 年 07 期

字号:

       DOI:10.11821/dlyj020190376

       修订日期:2019-07-16

       1 引言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于2013年提出的一个新型国际合作倡议,正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重要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沿线地区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经贸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个重点领域工作均取得实质性进展,效果显著。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科技合作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流动日益频繁,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科技交流的重要途经,并催生出众多前沿领域的科研成果,创新、知识创造以及知识合作成为产业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可持续高效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与此同时,东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部分国家作为新兴科技力量正在崛起,以美欧为核心的世界科研合作网络格局正在加速重构[2,3]。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主要位于中东欧及以上这些新兴科技力量区,并且中国、印度、新加坡、土耳其等国成为全球新兴科技增长极,因此“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正成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受西方经济地理学“关系转向”“制度转向”和“演化转向”的影响,学者们更是将合作联系作为影响创新网络形成和演化的根本因素。近年来,在网络分析技术的推动下,以知识流为主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科研合作网络已成为创新网络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4],科研合作网络的特征、空间属性和动态机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科学联盟的构建,而且有助于决策者更深入地了解地理空间在科研合作中的作用,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5,6]。科研合作网络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专利合作网络[7]、论文合作网络[8]、著作合作网络[9]以及研发合作网络[1,10]等,其研究内容则聚焦于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及结构演化特征,并且倾向于确定网络行动者的中心性,以及行动者嵌入封闭或开放网络结构的程度[11]。从国家层面出发,De Prato 等以全球所有国家的专利合作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全球科研合作网络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特征和小世界网络特征[12];Nepelski 等以全球ICT研发合作网络为研究对象,发现全球ICT 研发合作网络中不同国家的网络地位呈现出不同特征,并且影响着不同层次网络的密度[13]。Fischer 等[14]和Scherngell 等[15]分别利用专利合作数据和科学合作项目数据探究了欧盟各国科学知识流动的无标度网络特征。城市或城市群层面,由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科学资源和技术专长,因此城市之间的互补合作对提高知识多样性和建立更完整的知识网络具有重要作用[16,17],更多地揭示城市在知识转移和传播中的网络地位和等级结构变化[18-20],或特定知识网络的空间组织形式[21],例如城市群知识网络的多中心性等[22,23]。除了以上尺度的科研合作网络,还有学者将科研合作网络运用于以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为节点的组织间网络中去[24-26],以揭示其网络组织结构特征,使用这些特定的知识网络分析的节点,有时往往会过度发挥了“城市内部”合作的作用[27-31]。此外,部分研究者将这些不同尺度的节点运用到特定的产业知识网络中去,以探究产业知识网络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横向或者纵向网络结构特征[32-37]。同时,研究发现不同尺度下的科研合作网络大部分都呈现出典型的“中心—外围”和等级层次结构特征以及高度集聚性特征[38,39],尤其是国家间合作网络、区域间合作网络等[15]。另外,还有学者对不同尺度下的科研网络的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40,41]。

       此外,科研合作网络结构的形成也受多种机制影响。以法国邻近动力学派(French School of Proximit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引出多维邻近性的概念,并对多维邻近性在网络中的作用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地理邻近是网络形成的核心,是驱动网络形成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地理邻近性的重要性体现在区域内根植性的增强,可为区域间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流动创造有利条件[42-44],但也有学者认为地理邻近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弱,其他形式的邻近性或许在网络形成演化过程中逐渐取代地理邻近[45-49]。社会邻近是制度、文化等多个邻近性的融合,使得主体之间的合作网络具有“内部化(localization)”的特征,并且减少不确定性[50-52],但过度的社会邻近也会使得网络内部各要素之间缺乏灵活的互动机制,形成封闭的网络系统,并且导致过多的知识和技术溢出[53,54]。认知邻近是指网络主体拥有相似的知识基础和技术水平[55],尤其以专利合作为主的知识创新网络,能够促进主体间知识的传播能力,从而带动创新网络形成类型的多样化和结构的动态化[56,57],然而过度的认知邻近会导致主体间知识基础的异质性降低,知识和技术锁定风险增加[58,59]。因此,邻近性成为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重要机制。

       从已有的研究看,目前国内外关于科研合作创新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专利合作网络和论文合作网络的探讨。研究区域和对象主要集中在特定的国家联盟内部(欧盟)、某个国家内部、城市群、城市、企业以及特定产业之间,目前,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网络的研究较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过程和特征,以及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机制,但对于科研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仅是对其某一特定方面进行探索;对于形成机制的探讨也有待深化,特别是对于网络在不同时期的形成机制的差异性研究。因此,本文以2013年和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科研论文合作数据为基础,构建科研论文合作矩阵,运用地理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一带一路”沿线65国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特征及变化,并且采用负二项回归分析模型探讨科研合作网络的形成机制及其变化,旨在厘清“一带一路”沿线科研合作的变化及其深层次机制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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