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多以前，在日本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上开设了“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热心于日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学术交流的山口勇先生说：以往日中间的交流主要体现为国家间的经济交流，民间学术文化的交流是极其零散、少有的，日中哲学思想交流也存在着这种状况。有鉴于此，为促进日中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该刊编辑部邀请中国学者在这份哲学杂志上展开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等问题的讨论。在开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走出了国门，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开放式讨论，这是值得注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没有国界的，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跨越国界的讨论，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下面就中日两国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中互相交流的成果和一些情况，作一简略介绍。 一、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相互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日本唯物论哲学界把目光投向中国开设“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确实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以及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日本唯物论哲学研究学者之所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交流，更主要是因为苏东巨变使日本唯物论哲学界产生了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问题意识”。例如，一桥大学教授岛崎隆提出了“赞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理论责任”的问题，他批评日本有人说：“苏联东欧已经这样了，那么就任其自然吧”，认为“说这种话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首先缺乏反省自己理论责任的主体意识”（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53／54号，岛崎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现代发展及哲学原理论争》，1995年8月。）。所以，在岛崎隆那里， “研究问题意识”是指“反省自己理论的主体意识”。立正大学教授田上孝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思想的哲学基础”，强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为构筑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哲学，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为现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苦斗着，这是极为高尚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今天在我们日本，从内部充分地总结苏联的解体，重新锻造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正日益淡化”（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61号，田上孝一：《异化论与实践唯物主义》 ，1997年7月。）。他所谓的“研究问题意识”是指要总结苏东解体经验教训，重新锻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季报·唯物论研究》杂志所开设的“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山口勇在谈到希望扩大和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交流目的时指出：“第一，通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杂志上开设围绕实践唯物论和主体性共同主题的讨论加深相互理解；第二，通过再认识马克思进一步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精髓，强化研究问题意识。”强化研究何种问题意识？就是“要抵制在日本和中国存在的淡化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倾向，“通过开展共同探讨如何理解马克思，在现代筑起振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据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注：日本大阪《季报·唯物论研究》，第49／50号，山口勇：《以振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开展交流》，1994年8月。）。 由此，我们看到日本唯物论哲学界提出的“强化研究问题意识”，概括地说就是在苏东巨变之后关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命运，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这是一种理论自觉，是建立在中日两国关心马克思主义命运的哲学家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自觉。更深一层的理解，是使我们看到，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苏东巨变之后翻开了新的一页。 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论争 日本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是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所属的一个刊物，还有一个在东京出版的《唯物论》研究刊物。早在1992年《唯物论》（第66号）介绍了对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志良的采访《我们时代的哲学转轨》和论文《实践范畴的再认识》（注：日本东京《唯物论》，第66号，1992年。），日本的一些学者开始跟踪中国哲学家们的争论。1994年10月26日—11月7日，应日本一桥大学的邀请，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肖前和李德顺赴日本访问，期间肖前教授发表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和改革”讲演；李德顺教授发表了“价值问题和实践唯物论”讲演（两文刊登在关西唯物论研究会出版的特集《唯物论和现代》上）。1994年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在追踪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研究动向的基础上，决定在大阪出版的《季报·唯物论研究》上开设“日中哲学杂志讨论”专栏，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不过，正如后来有的中国学者给该刊的信中所指出的，这个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争论的范围，远不止“哲学体系改革”，触及的内容要比体系问题广泛、深刻得多。日本唯物论研究会以《季报·唯物论研究》编辑部名义向他们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讨论中有代表性的作者征稿。到目前为止在《季报·唯物论研究》杂志上刊登的中国哲学家的论文有刘纲纪《以物质自然界为基础实践本体论哲学》，高清海《关于实践观的超越性》，孟宪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本体论》，黄楠森《实践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刘福森《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世界观的本质及特征》，杨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与体系特点》，俞吾金《两种有区别的历史唯物论概念》，刘奔《中国思想文化界围绕“文化市场化”问题的争论及意义》和刘纲纪《对批评的回答——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重新解释》。此外，还刊载了这些学者给日本唯物论研究会编辑部的书信。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则以编辑部的名义邀请日本研究唯物论的专家，在杂志上发表论文，并加以引导。日本学者对中国学者有关哲学体系改革的争论主要有如下一些看法。 从内容上看，中国哲学体系改革讨论被日本学者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哲学”三派鼎立，他们认为各派内部又有许多详细地论证。对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派的评价，是认为这一派基本继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认为他们在“日中哲学杂志讨论”的文章“给人的印象应该是被批判、被克服的哲学观点。”对实践哲学派的两种主张的评论，则认为，主张实践本体论，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界的独立性，这在结局上必然陷入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的二元论。针对主张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模式，从人作为否定自然的力量而出现，通过实践变革自然，使其成为“为人的存在”，拿这一种主张实践具有超越性的观点与前一种观点作比较，指出前者的观点遇到了难题“却把它分裂”，后者则以“现实世界的二重化”的形式来对待它，其实“都没能充分地解决它，仅仅提出了问题。”认为“这一理论上的难题就是如何把以自然为中心与以人为中心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哲学最终要面临的共同问题。”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一直存在着辩证的自然进化观与人的主体实践观的对立，苏联东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对中日两国实践唯物主义讨论比较后认为，日本更重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而且整个论争也与异化、市民社会、交往、自由、民主主义、人格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理论性显得不足；与此相对，中国的论争则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并把实践的主体性、实践的思维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体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