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同中国古代哲学作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这种变革的突出表现在于：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向中国；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中国哲学一改传统的态势，跨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儒、释、道并用或儒、道互补等论断显然已不再适用于20世纪的中国哲学，我们必须研究它的特殊性，作出新的概括，得出新的结论。 一、20世纪中国哲学的格局 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两次对中国哲学颇具影响的重大事件，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另一次是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标志着中国在体制方面已经走出了中世纪；而新文化运动比较彻底地清理、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标志着中国在思想方面开始走出中世纪，跨入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口号无疑有偏颇之嫌；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口号的提出恰恰是中国现代哲学的生长点。它表明，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开始以清醒的、批判的眼光审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弊端，勇敢地探索中国哲学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非是对儒家文化价值的全盘否定，其目的在于清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应当承认，这一运动的确有许多形式主义的缺点，但这是前进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因此，绝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轻率地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那种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文化断层”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首先推翻了旧式儒学在思想界的权威，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他们倡导白话文，找到了表达新思想、新内容的新形式；他们高扬科学与民主，拒斥封建专制主义，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觉醒达到了新的水平。正是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主义旧思想的统治地位，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传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儒家思想的改革提供了前提。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实证哲学的发展方向。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实证哲学的传统，它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并且传入的时间很晚。在西方与人本哲学相对峙的实证哲学思潮，直到19世纪中叶才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严复曾介绍过英国实证论者赫胥黎、斯宾塞、穆勒的某些观点，梁启超、王国维也曾介绍过实证论的思想方法和思想材料，但他们都没有确立实证论的哲学信仰。真正把实证哲学引入中国的还应当从胡适算起。他在美国亲炙于杜威，接受了实证哲学的一个分支——实用主义。回国后，他撰写长文《实验主义》，发表在《新青年》上，系统地介绍了实用主义哲学。他还请杜威到中国讲学，讲学时间长达两年零两个月，杜威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作了数十次演讲，影响之大，波及全国。胡适以实证哲学为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思想体系发起冲击，宣传科学思想和人权观念，成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骄子。胡适那时之所以暴得大名，除了他的才气以外，恐怕主要得益于时代的需要。正如艾思奇所评论的那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价值，可以说远不及他的‘拿证据来’的实验主义精神之价值。实验主义在今日，谁也知道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方法，它能一变而成唯心论哲学。但在当时，作为与传统迷信抗战的武器，还不失为历史推进的前锋。胡适在当时之能成为得意人物，不是因为有什么系统的大贡献，也不是如某人所说，能给中国人以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罢了。”（《艾思奇文集》，1版，第1卷，6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这可以说是一种中肯之论。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唤起了知识界追求真理的热情，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条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唯物史观引入中国以后，迅速地传播开来，其思想影响很快就超过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哲学思潮，受到进步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李大钊。1919年2月， 李大钊帮助《晨报》改版，增设“自由论坛”、“名著介绍”等专栏，开辟宣传唯物史观的园地。同年5月， 他又在《新青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配合五四运动宣传唯物史观。1919年9～11月， 李大钊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第一次向中国学术界较为系统地绍述了唯物史观。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以及社会革命论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仅1919年的后半年，全国各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报刊达二百多种，出版的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有数十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的第一次高潮。 再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哲学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和实证哲学思潮，都采取批判传统哲学中的消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现代新儒家与此不同，它采取维护传统哲学中的积极因素的方式，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如果我们仅仅抓住这种不同，便把现代新儒家划入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显然是不合适的。诚然，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对实证哲学思潮都有所批评，但他们并不反对倡导科学和民主，并不反对白话文运动，并不否认传统哲学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翼。现代新儒家的开山梁漱溟清醒地认识到，守旧派一味株守旧学是无济于事的。他说：“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能禁得起陈先生（指陈独秀——引者注）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版，2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影印，1987。）在梁漱溟看来，儒家思想必须善于从西方哲学中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才能走出困境。这一点也是所有现代新儒家的共识，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吸收、融会西方哲学，试图建立融通古今中外思想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援西方哲学入儒”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相区别的基本特征。这一点说明：现代新儒家虽然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但他们同顽固不化的守旧派有原则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