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既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知行观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总结的产物。对于前者，学术界已多有论列，而对后者则很少论及，今试论之，以就正于学术界。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在哲学思想方面，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很大，尤其是受宋明时期陆九渊和王守仁思想影响很深，如他提出的“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伦理学原理》〉批语》）的观点和“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的思想，即来源于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陆九渊集·杂说》）而他提出的“夫知者，信之先也……即违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伦理学原理〉批语》）则是王守仁知行合一说的另一种说法，是对王守仁“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下》）的发挥。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信仰者。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看法有所改变，他不再是盲目地去追随和信仰中国传统哲学，而是主张对传统哲学加以分析，要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667—668页）毛泽东本人对传统文化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在整部《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中国哲学古籍很多，主要的有《论语》、《孟子》、《老子》、《孙子》、《列子》、《吕氏春秋》、《新序》、《淮南子》、《论衡》等，其他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二十四史也经常引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单从认识论方面来讲，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所撰著的伟大哲学文献——《实践论》，也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知行观问题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总结而完成的，其中不仅沿用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主要范围“知”和“行”，而且还把其副题径直定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用以说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科学总结。为要看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对毛泽东以前的中国知行观进行一番纵的回顾和考察。 大致说来，中国传统知行观经历了三个辩证否定的螺旋圆圈。从中国最早的知行学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尚书·说命中》）经过孟子的知先行后，到荀子的行先知后，这是第一个圆圈。“知之非艰，行之维艰”这句话，出自于伪古文《尚书》，对其时代，已很难确定。但学术界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大约产生于春秋时期。这句话是假借殷相傅劝说殷高宗武丁不要只是在口头上接受他的见解，而是要付诸行动，强调行比知难，要求行和知的统一。这种朴素的知行观有辩证的因素。战国时期的孟子，用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对这种朴素知行观加以否定。孟子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都是天赋的，人人都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这样就根本否定了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否定了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到战国末期，荀子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孟子的知先行后说加以否定。荀子认为，行先知后，知来源于行，他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池，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说》）知既然来源于行，行就要高于知，所以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这是中国知行观上的第一个圆圈。 从荀子的行先知后，经过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再到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第二个圆圈。荀子的思想先后被韩非和王充所继承，但韩、王基本上没发展荀子的知行观，都是行先知后说。宋代的程颐对这种行先知后说法加以否定，他提出知在先、知不依赖于行的观点，主张“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河南程氏遗书》第三）对于知行的难易，程颐则认为行难知亦难，这是从知光行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程颐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非特行难，知亦难也”。（《遗书》第十八）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知先行后说，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但朱熹从注重封建道德的践履出发，又强调行重知轻。朱熹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朱子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明代王守仁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他反对程朱把知行分作两截用功，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因此而提出了“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对行先知后和知先行后都是一种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