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爆发于泰国， 随后席卷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风暴被认为是二战后亚洲遇到过的最严重的经济挑战。在众多的关于危机的经济评论中，人们偶尔也发现一个非经济学的词汇：亚洲价值。人们为什么会把亚洲价值同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要从所谓东亚奇迹说起。 东亚的经济发展在金融风暴到来之前，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经济奇迹，而奇迹又被归功于亚洲价值或“儒家资本主义”（亚洲价值体现的核心观念是儒家学说的整体主义伦理道德观）。所以风暴到来后，有人认为“神话”破灭了。一家西欧通讯社写道：“亚洲奇迹一夜之间成了亚洲危机。现在正是我们来冷静思考90年代最流行的一项神话——‘亚洲价值’的时候了。”有人更明确地说：亚洲价值经不起考验。 亚洲金融危机迟早会过去，但它留下的这个文化哲学问题——究竟应当如何评价亚洲价值？它有哪些功与过？——却是不应当被人们忽视的。 能把奇迹完全归功于儒家吗？ 原先把东亚经济奇迹纯粹归功于亚洲价值，如同现在以金融危机为理由完全否定亚洲价值一样，都是走极端。我们需要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给予亚洲价值一个冷静的客观评价。 亚洲经济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崛起是从日本战后复兴开始的。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治愈了战争创伤， 全面复兴社会经济， 并从1956年开始“起飞”。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40亿美元， 仅为美国的6%和联邦德国的56%； 到1973 年， 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78亿美元，相当于联邦德国的1.17倍和美国的31%，在西方大国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快速增长的原因就是日本的高经济增长率。例如从1960年到1973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为9.2%， 大大高于同期美国经济年均的4.2%和西欧年均4.8%的增长水平。 随日本之后，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相继赶上来。 从1974 年到1993年，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7.5%， 是同期发达国家经济年均增长2.9%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3%的两倍以上。这就使东亚使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和投资市场之一。亚洲1960年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仅占4%，到1990 年便一跃为占25%。1993年9 月世界银行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把东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称为“东亚奇迹”。 东亚奇迹的出现，促使人们去探索它产生的秘密。有人企图从文化观念上加以解释，把奇迹归结于儒家文化。有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雷吉·利特文和沃伦·理德写了一本《儒家的复兴》，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台湾《经济日报》1994年3月31日文章《儒学的复兴是21 世纪的管理主流》介绍该书说：“当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日本式管理的时候，利特文和理德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日本文化是由中国文化衍生而来’的事实。东北亚的经济动力，主要来自日本，但是日本的文化、社会、经济却无可怀疑地建基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这才是造成西方在经济方面无法与这些国家竞争的主要原因。”应当承认，这两位汉学家列举的动力因素，如日本的质量管理、终生雇佣制、发红奖励、意见建议制度、官员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通产省的推动、贸易公司的动员等等，或多或少都与儒家学说中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有联系。但是，对东亚奇迹秘密的这种解释未免过于肤浅了。 首先，上述所谓渗透儒家伦理观的经营方式事实上已经处在变革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把“终身雇佣制”、“资历工资制”和“企业工会”称为“日本式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在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时期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是自从进入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企业经营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固有的经营方式已不适应企业的发展。一些拘泥于传统经营方式的企业染上了“大企业病”，生产下降，效益下滑，更多的企业开始采取新的经营方式以求获得新生。新的经营方式虽然也注意到保持传统经营方式中有用的东西，但许多革新却是同儒家的整体主义价值观相距甚远的。例如新的经营方式重视横向联系，主张分权以代替原先的纵向分工，强调集权；新的经营方式虽然在不少企业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终身雇佣制”，但基本上都废除了旧的“资历工资制”，实行以重视能力和业绩为主要特征的“实力工资制”；新的经营方式实行鼓励职工创造和革新的“加分考核法”，代替原先束缚职工个性的“减分考核法”；新的经营方式虽然仍提倡维持对企业的忠诚心，但主张人才要有个性和创造性，容许个人主义，企业领导要热心变革。（参见祝寿臣：《“日本式经营方式”处在变革之中》，《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8日） 其次，后发展国家的经济起飞固然有其独特的（或地区的）文化背景。但这种文化影响显然不能同一般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相背离。比如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功显然是同它们转向市场经济相联系的。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性是尊重个体的利益驱动。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千千万万的企业。 在市场中，每个人（企业）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内驱力；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是经营者的外在压力。二者结合起来，迫使生产者永无止境地提高效率，增加生产，积累财富。而与这种个体的利益驱动相反的“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是难以成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因素的。同前述两位澳大利亚汉学家的断言相反，作为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人自己很有分寸地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儒家思想只是一个因素，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似乎是唯一因素。”“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因为有儒家文化背景）自然受到儒家的影响。但对于经济起飞，儒家似乎并不构成动力因素，或者只是其中之一。”“‘四小龙’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在精神上是儒家的”。（见《〈光明日报〉记者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荣照的访问》，载《光明日报》1994年 10月7日）这里所说的“起飞在动力上是西方的”，指的大概就是对个体利益驱动的承认（因为人们通常认为“个体本位”或“个体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其实，个体利益驱动之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必然性，只不过西方国家在人类历史上首先发展了市场经济，比较成功地利用了个体利益驱动的积极性罢了。那位新加坡教授所说的，无非是强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绝非只靠亚洲价值（儒家文化）而排斥任何西方现代化已有的积极成果；也不是只学西方而排斥儒家文化。“精神上是儒家的”——指的是社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对儒家精神的运用。这种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精神在1995年12月2 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中很有分寸地指了出来：“新加坡的发展得力于很好的计划，强有力的措施和稳定的制度。这些……可以说是东西方集权制与西方法律制的融合。这种融合既吸取了西方依法治国的长处，又保持了东方集权治乱的特色。”（黎民：《摒弃虚华注重实效——关于西方的民主人权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