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来，日本与美国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合作协定”①经历了四次签署与两次修订，②两国核能关系呈现出从“核限制”到“核援助”再到“一揽子同意制”③的演进路径。作为迄今世界上唯一原子弹“轰炸国”与“被炸国”之间的核能合作，不仅内嵌于日美同盟关系之中并对其演进起着特殊作用，而且为日本拥有潜在核武装能力创造了初始条件。追溯与研究日美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既能深度把握日美在核能领域上“合作中对立”和“对立中合作”的博弈型同盟结构，又有助于揭示两国在核能合作中各自的真实诉求。 对于日美核能合作的研究，国内学界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尚未系统纳入“日本史研究”的范畴。与之相对，国外学界则从美国原子能法、交涉过程、国际法、核不扩散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森川澄夫结合美国《原子能法》123条款，重点阐述了日本在“1955年协定”中的权力、责任与义务。④李炫雄、田中慎吾详细考察了“1955年协定”的交涉细节与签署过程。⑤松井芳郎以“国际法与核能和平利用的关系”为视角，分析了“1955年协定”和“1968年协定”的签署背景、内容与意义。⑥关于“1988年协定”的研究，学界主要从核不扩散的角度，阐述了日美就“日本能否独立进行核燃料再循环利用”等问题所进行的交涉与妥协。⑦此外，宋基姆运用比较方法论述了美国对日核政策区隔于韩国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⑧ 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尽管以不同的视角、资料和方法对合作协定进行了分析，但对两国核能合作的历史缘起尚存以下三个问题未予清晰解答。其一，美国从“垄断者”向“供给者”的核角色转变及其对日核政策的战略诉求是什么？其二，日本与美国进行核能合作的逻辑起点是单纯为了“和平利用”，还是存在“军需伪装”？其三，日本最初与美国签署核合作协议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谋求”？显然，若不厘清上述问题，将难以回答人类历史上迄今唯一被原子弹轰炸的日本为何会在战后短短10年内，与原子弹轰炸国美国进行核能合作，更难以理解战后日本将“作为核电的原子能”与“作为核爆的原子能”进行结合的历史原点及其内在机理。 形式上，日美核能合作属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互利合作，而且规定只限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但是，在现实中核能具有“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的双重属性，致使日美核能合作既涉及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又关涉国家战略与地缘政治。进言之，在挖掘和研究日美最初核能合作的形成及其原因时，不能只囿于从“和平利用”的单一视角进行考察，还应将核能的“军事利用”这一属性纳入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核供给”的美国为试图主导世界核能发展趋势而进行的战略构想与制度安排，研究“核需求”的日本对核能的认识、诉求及其行动选择，不仅有利于深度理解美国的“核供给”与日本的“核需求”在合作中存在的异质性，而且有助于揭示日美核能研究合作的历史缘起及其内藏逻辑，进而在学术上拓展与深化国内“日本史研究”的边界与内涵。 一、从垄断者到供给者：美国核角色的转变与对日核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瓦解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秩序的同时，孕育并推动了以美苏对立图式为中心的新国际秩序。美国成功研制的原子弹及其对日轰炸中所凸显的破坏力，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恐怖的核时代，预示着核武器这个“恶魔”随时可能被人类从潘多拉盒中打开。原子弹作为“绝对的武器”⑨，不仅深刻影响着冷战格局的形成与演进，⑩而且在地缘政治中“改变了所有的问题，也改变了所有的答案”(11)。正因如此，战后美国对核技术与核材料的垄断意识愈发强烈，(12)并试图通过制度安排梗阻核扩散路径以期确保自身的绝对核优势。 在国际层面，美国一方面终止了与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核能合作，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政策设计谋求将核能的“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进行一体化的国际垄断。1946年6月14日，美国在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旨在控制国际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由于该计划的主要思想是“先建立有效管制，然后处置现存核武器”，本质上并不能确保销毁美国现存的核武器，(13)因此遭到了苏联等国家的强烈反对。在国内层面，8月1日，美国制定了旨在确保有关原子弹设计、制造、工艺、流程等秘密技术资料不被泄露的《原子能法》(亦称“1946年原子能法”)。(14)该法一方面为美国对核能实行国内控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的一种信念，即：只要能够维持核垄断，就能在与苏联争霸中处于优势地位，进而有利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 当然，美国对日核政策在二战结束初期不可能
越以垄断为核心的政策框架。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彻底改造日本，以确保其无力再次挑战与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15)其中，消除日本的核武装能力是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重要环节。1945年8月11日，杜鲁门为彻底掌握日本原子弹研制的具体情况，派遣了由45名专家组成的“原子弹调查团”和11名专家组成的“科学情报调查团”，负责对日本军事开发的组织与活动内容进行调查。(16)调查团抵达日本后，一方面寻访日本陆军研究项目“仁计划”(17)及海军研究项目“F计划”(18)的相关人员，另一方面调查了日本理化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等相关核设施。最终调查结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日本在战时核武器研究领域中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19)二是认为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日本政府对于核能的关切骤然提升。(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