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文化的灵魂,是文化发展的最高成果。中国现代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以中国近代化事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发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巨实践中形成,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拓展、更新并走向最终完成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奠基作品和中国共产党的哲学旗帜,以思想路线的形式胜利地指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两论”代表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方向,极大影响着其发展进程。 一、《实践论》、 《矛盾论》铸造着中国现代文化的风骨 文化涵盖着极为广博的内容,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文化是可以分析的。但一定的文化又是综合的,它是一个整体。这种整体性特别表现在文化的性格、品位、精神上,我在这里称之为文化的风骨。《实践论》、《矛盾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风骨的形成起了并正在起着独特的作用。 (一)“两论”是民族独立、 自主自强的文化精神的哲学基础。 直接地说来,“两论”是反对教条主义,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通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的。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了“具体实践”的范畴,论证了中国的具体实践在时空、条件诸方面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人民作为中国的具体实践的主体地位。同时,毛泽东承认普通真理的存在,承认它对于具体实践的指导意义,这就把中国的具体实践置于世界的实践格局之中,把中国同世界联结起来。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强调了矛盾普通性和矛盾特殊性这一对范畴,它同普通真理和具体实践这一对范畴是相应的,同样在于论证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毛泽东并以外因、内因的辩证法,强化了他的自主意识和开放意识。在“两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自觉地走上了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决策,依靠人民自力更生地奋斗去赢得胜利的道路,并且形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传统。 (二)“两论”是进取务实、 知行统一的文化品质的哲学基础。 作为“两论”的哲学源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基本精神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能动性和尊重历史既成条件的客观性相统一的实践精神。“两论”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上高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两论”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反映论和个性共性统一的精髓论,构成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直延展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之中。依靠这条思想路线,中国人民克服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实现了二者在实践上的统一,由此造成了一种文化品质——进取务实、知行统一的品质。 毛泽东本人具有气吞山河的浪漫情怀,举重若轻的智勇谋略,又具有求真务实的细致作风,笃行不悖的决定意志。这里有他的文化个性,但贯穿其间的是在近现代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文化风骨。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曾经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更只有能动地奋斗这一条路可走。人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力量和实践改造力量的根据。一般地说,人做事要成功,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中国人民从无数失败的斗争中悟出了国情约束的不可避免性。人民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性原理中建立起实践唯物主义的信念。这样,主体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性相统一的哲学精神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植下了根。 (三)“两论”是勇于抗争、 善于协和的文化性格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传入中国,把中国的传统素朴的辩证法提升到科学水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民族的文化性格,“两论”是这种深刻影响的表现。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近代以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惨境,引发了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这样,勇于抗争就成为一种强烈的阶级性格和民族性格。“两论”是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抗争、争取胜利的哲学武器,它在对立统一学说上侧重强调矛盾斗争性的绝对性,强调矛盾同一性的转化性。它使勇于抗争的民族性格理论化和哲学化。 “两论”并不单是论证抗争,也论证了和谐、团结、统一,因为在革命时期始终存在对共同敌人抗争的各种革命力量的统一战线,而统一战线则是强调同一性的绝对性的。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毛泽东正是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右翼作斗争中实行“有节”原则的经验,作出了新的哲学论断:“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37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论”的思想发展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的落脚点不再是矛盾一方对矛盾另一方的排斥和战而胜之,而是矛盾双方的协和。这就有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有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有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二、《实践论》、 《矛盾论》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方法 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在创造的过程中,各种文化因素经过整合而形成新的结构。这一现代文化建构的事业,需要正确的方法论。“两论”就提供了这样的方法论基础。 (一)文化建构的根本方法是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