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批判、改造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从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当年所面对的时代课题。如何解答这个课题？是站在纯粹实证科学的立场客观地描述现存的事物和似乎外在于人的必然，还是从人道主义的善良愿望出发主观地否弃导致人的异化和奴役状态的私有制？这是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个严重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厘清这个问题而实现科学与人文的批判性整合的，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哲学的生成之路。 打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既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的非人道性和科学上的不彻底性，也有力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具有浓厚空想性质的种种“共产主义”人文思潮。 立足于工业社会的“国民经济学”的主要历史功绩是把“劳动”提升为“唯一原则”，揭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也正是在“国民经济学”的这个最大的理论成果中，包含着这门学说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依据劳动又反对劳动、依据人又反对人的二律背反。因此马克思指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人本身却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3页。）固然， 国民经济学理论上的矛盾，就其根源来说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中的矛盾。但是，“国民经济学”理论自身的问题在于：它采取了无批判地对待这些矛盾的态度。使无批判的实证成为有倾向的辩护，国民经济学家们自以为秉守了“价值中立”的“科学”立场，但他们对事实的无批判的实证态度却从根本上损害了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将他们囿于维护“资本”而非维护“劳动”的资产阶级人文立场。可见，当研究者面对的不是天然自在的自然现象而是充满“人为”矛盾和价值冲突的社会历史现象时，以自然科学那种自然主义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是不行的，那样就会把暂时的表面的社会现象当成永恒的真实的社会历史本质。因此，社会科学家要真正达到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准，就不能借口“价值中立”拒斥任何人文立场——事实上这也是办不到的，而必须采取与历史前进方向相一致的价值观，站在创造并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一边，对现实进行批判的历史的考察。可以说，这是人们能够使社会科学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的人文保障。 马克思正是站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无产阶级一边，以“实证的批判”或“批判性的实证”方法研究私有制社会的。马克思认为，理论研究的确要从经验事实出发，但不管这个经验事实具有如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都不能视为只能予以认可的当然前提，而必须把它当作有待展开的起点和需要批判地加以说明的对象；科学研究是要由经验事实的表象深入到它的内在结构尤其是本质性矛盾，揭示其发生发展的逻辑，最终达到说明经验事实的历史暂时性以及它将为走向现实的新的可能所否定所取代的理论目的。实证的批判或批判的实证，使研究对象获得了合乎科学之“求真”和人文之“求善”的解释与理解。 对于早就流行于欧洲社会中的种种“共产主义”学说和思潮，马克思在感情上在价值祈向上一向是认同的，因为它们寄寓着人类消灭剥削和压迫的美好愿望，与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人文理想是一致的。但马克思对它们又保持着审慎的理性态度，因为这些学说和思潮毕竟未经过严格的理论论证。通过对私有制社会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历史运动的深入研究，马克思明确意识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现有形式”是空想的、粗陋的，要使“共产主义”的真精神得到拯救并具有可行性，就必须否定其空想性和粗陋性，将其整合到人类历史的逻辑之中。而“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显然，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尚未达到充分的自觉、在实践上尚不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之前，必须要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甚至“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而这也就是历史上业已出现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总是带有空想的、粗陋的、平均的性质的原因。这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所体现的人文理想也缺少对现实真正的批判态度和历史态度。可以说，为马克思所称道的“这种共产主义”，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即体现着一种新的科学观，又体现着一种新的人文观，质言之，这是一种扬弃了超历史地亦即抽象地对待问题的传统科学和传统人文并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整合在一起的人文科学观或社会科学观。而这种崭新的人文科学观或社会科学观，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哲学学说的萌生。 二 马克思对传统科学和人文的批判与扬弃，与他对旧哲学的批判与扬弃是相互联系、互为中介的。马克思对历史上一切旧哲学的批判与扬弃，先是围绕“现有”与“应有”的问题，继之是围绕“自然界”与“人”的问题展开的。而“现有”与“应有”、“自然界”与“人”这两个问题，又都是科学和人文或拟科学的哲学和拟人文的哲学所分别观照、认取的。 青年马克思最早所接受的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说，这种道德形而上学就是一种拟人文价值的“应然”哲学，因为它把“应有”和“现有”对立起来并褒“应有”而贬“现有”，从而指向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正是这种哲学帮助马克思在青少年时代确立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价值观，并促使马克思在大学时代选择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但是，马克思越是自觉地以这种应然哲学剖析现实，越感到它的主观任性和软弱无力，而黑格尔哲学则最大限度地将“应有”与“现有”在理性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于是，马克思进而选择了黑格尔哲学。而当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接触到大量的社会问题，却发现，本属“普遍”、“必然”的东西却被漠视和破坏，本属“特殊”、“偶然”的东西却大行其道；“善”的东西仍然是无力的应有和遥远的理想，“恶”的东西却是强而有力、近在眼前的事实，这种带有根本性的现象不能不使马克思做出深刻的反思。在离开《莱茵报》前夕，马克思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在研究社会生活现象时，不能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而必须注意那些客观的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