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真理标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做了重大的哲学开启。 一 哲学在向“哲学之外回转”。这种回转是指在哲学之内哲学内在地指向现实世界，哲学催生新的思想。 这种回转，在马克思那里，曾是哲学内在地指向1848年革命前夕笼罩整个德国的那种精神上、政治上和社会上的束缚，英勇地向君主专制国家夺取市民社会公共性和言论自由，向僧侣集团夺取知识和道德的主导权。并对德国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普鲁士专制国家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做了初步阐明。哲学同那个时代的现实世界相接触并相互作用。哲学回转按其自身逻辑使哲学家面对就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正是马克思对技术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主义是当代的重要问题，仅仅根据对各种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以及某种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际经验的批判性认识，还不能对此发表肯定的意见。“对政府的一切进行无情批判”使他转而反对以前的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教条主义，反对宣布一套似乎对将来任何时候都适用的现成办法和一劳永逸的决定。对国家、法和市民社会等等的解剖，不能从它们自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应该到人们物质生活总和中去寻求，要把理论批判同历史实践联系起来，不是“政治解放”，而是“人类解放”。哲学家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启心”，成为伟大思想家，催生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1842年至1848年的哲学回转，作为一种哲学的现实指向，作为一种凌厉的批判和历史激情相结合的哲学模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此后以马克思名义或以马克思主义名义所做的“哲学之外回转”，大体都依据了这种模式，“回到马克思”之一就是“回到早期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成为哲学回转主要的阐释文本。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回转。哲学内在地指向社会主义内部的思想僵化。这种僵化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把对哲学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自觉，变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形成本本上有的不许改，本本上没有的不许说、不许做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实际上势必变成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采取压制、打击和专政手段的一种精神禁锢的律令；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个人专断作风、个人崇拜现象对党内正常政治生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损害，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毛泽东同志重用的少数人以可乘之机搞了封建法西斯主义。这种状态，甚至在这少数人罪恶被充分揭露之后，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反而更加发展到：“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这样，“两个凡是”就不仅把思想僵化推向新的极端，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 所以思想解放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哲学回转向两个基本问题深入：一、思想解放的民主条件；二、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关于第一个问题，哲学索回“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判权，党则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保证人民在自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关于第二个问题，哲学索回时代精神，党则集中力量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动员全党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等问题，以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以正确解决实现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以正确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体制。 哲学主流在索回实践对真理的评判权和时代精神之后，做了不同于1842至1848年的马克思的哲学回转。 一、不是从历史表象走向历史深处做历史总体观照， 而是以实践为标准面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历史人物，文化大革命是一起灾难深重的历史事件，但这两者又紧密联系于我们党和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因而对上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是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式作出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是非，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阐析了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及他的悲剧所在。阐析了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阐析了毛泽东的探索和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相左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二、哲学回转并没有停留在马克思当年所关注的问题上， 或对同类问题做重复的回转，而是直接地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 在整个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邓小平及早地抓住问题实质，提出了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哲学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内部回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解放了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置于涵盖广泛的实践检验之中，像真理标准等等这样的基本观点，就愈显得颠扑不破。一些基本观点虽是正确的，但它适用的范围有了较大的变化，认识的真理性边界要做调整。一些观点、构想已被实践证明为不正确或不全面的则有待改正。一些重大问题，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未能涉及。最重要的是通过真理标准讨论，认识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不再要求马克思主义创造人为解决他们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新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所以只能是不忘老祖宗，但又不断地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根据现在的现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这次哲学向“哲学之外回转”，便成了哲学通向新的历史实践，在哲学中实现“思想的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是以其对生产的实在条件的实事求是的把握为前提的。如果对这场哲学回转予以历史审视，便可看到，它没有对马克思的哲学回转做抽象的重复，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依据“目的合理性”向“交往的合理性”和“公共性”转换，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回转在今天的意义，更避免了苏东自由派哲学对“社会主义异化”的消解所导致的对社会主义自身的消解。而是根据马克思哲学回转之后对人类世界的根本把握，根据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重写”中所契合的当代社会问题，重新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终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