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回顾20年前的历史转折和20年来的艰难发展，从中能够得出什么教益和认识？ 我以为，坚强、正确的政治领导和正确、坚定的理论指导，对我们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关键。而这二者的关系，又是密不可分的，正确的思想路线需要坚强的政治作保证，而坚强的政治领导也必须以正确的理论思想为前提。这就是我们首先应该得出的结论。 以往我们的失误固然表现在许多方面，而首要和根本的，应该说是在理论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方面的失误。正因如此，真理标准这个本属哲学理论性质的讨论，在当年才可能发挥那样巨大的历史转折作用。我们很难设想，没有这次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澄清理论是非、端正思想路线，我们能够解脱束缚于虚假理论观念的梦幻生活、回到今日的现实世界中来。 20年来的曲折发展，我们遭到的种种困难，也主要是在理论思想方面。几乎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遇到保守观念的多重牵制，都得经历一次思想观念的变革。解决理论观念问题与现实中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之间有着特殊的联系。 政治领导和理论指导的关系，犹如“硬件”和“软件”的关系——用今日流行的“计算机”语言说，它们实际是处在不可分的一体关系中的，硬件保证软件，软件导引硬件，二者相互制约，各有自己的作用。过去我们也很注重政治与理论的统一关系，我们特别强调的是理论要服从政治意志、满足政治需要即为政治服务的关系，却不大注重它们之间“相互”的“制约”关系。 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做“政治是统帅，理论是灵魂”。这句话按其固有含义，本是就政治、理论对具体工作（比如经济工作）的关系说的，并非指政治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把“统帅”关系简单套用在“灵魂”身上，这就等于把“枪弹头”设置成射击“目标”，可以随政治的主观意志“打到哪里指向哪里”、“怎么做都有‘道理’”、“‘随心所欲’便是‘矩’”，这样一来，就不仅理论自身会失去作用，变成政治的实用工具，乃至沦落为政治玩偶，而且政治也会因此陷入自我迷误。 历史证明，不尊重理论固有的逻辑规律，把理论当作“玩偶”的代价是惨痛的，理论玩偶的命运到了一定时候就会转变成为理论玩偶者的命运。 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就应该认为，政治和理论之间的这个关系，正是以往我们所以会造成理论失误、进而导致政治迷失的重要根源；它同时也是扭转这一局面所以会具有那样大的难度，以致人们必须拿出“不怕再次被打倒”的超常精神和勇气才能做到的主要原因。我们要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我认为这点是应该认真总结的。 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观点，决不是意味“实践”重要，“理论”不重要，要人们去更加看重“实践”（可惜的是，有相当多的人恰好是这样看待这次讨论的作用和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实际说来，正是要在“实践”和“政治（意志）”之间给“理论”的基点重新“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把实践包括扎根于实践中的理论，从那种以理论形式出现实际是体现着某种纯粹政治意志的“主观幻相”中解放出来。这是对实践的解放，也是对理论的解放，同样是政治自身的解放。 政治、理论、实践三者的关系是个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所以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是同这种关系的调整直接相关的。这一切成果，首先就集中凝结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思想路线里面，而这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核心。我们应当十二分地珍惜这份遗产，这是用无数人的鲜血以至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但要发挥这份理论财富的作用，进一步还有一个如何按照它的理论精神去对待它的理论的问题存在。 二 正确的理论，必须以正确地理解为前提，然后才谈得到正确的运用。我们通常只知道“理论”体现着世界观，其实，对理论的理解乃至应用也同样体现着世界观，“理解”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而“应用”不过是现实展开的理解。关于这个方面，人们通常就不大重视，也不甚了然了。 如果问，我们原来所奉行的马克思的理论，比如十年动乱期间口中背诵的那些“语录”、报章印出的那些“黑体字”，即指导我们“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的那些理论，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按照通常的理解，答案似乎很明确：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应用”才使我们犯了错误。这种认识当然也可以看作是对的，因为教条地搬运理论也会使我们碰壁。但令人费解的是，理论如果完全正确，忠诚于它的狂热的人们在赋予它以“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时，怎么反会变成如此荒唐的“历史恶作剧”？ 深入地去思考，如果不回避问题，我们应该说，那些“理论”是正确的、也是不正确的，它在马克思的思想里是正确的，在我们的黑体字里就是错误的，因为在我们的黑体字里已经是纳入我们的思想体系、为我们所理解、体现着我们思想乃至世界观的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理论，而不再是本来意义的马克思和马克思的理论。语录是我们挑选的，黑体字是我们编印的，要学习的几本书也是我们根据需要指定的，如果马克思不适合、不服从我们的意志，它是绝对上不了黑体字的，所以马克思不能也不应该对黑体字去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