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示着新的一千年的21世纪正在日益向我们逼近。中国哲学事业在下个世纪会有一个怎样的前景或“未来”？就其目前状况来说，它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存理由等诸多方面的困境。从垂直维度看，它已走下了昔日显赫一时的权力话语圣坛，回到它本来所属的学术语言社会，有了生存发展的独立空间，但亦因此失去了影响现实的社会条件；从水平角度看，它已退出昔日作为“显学”的中心位置，走向冷清的“边缘”文化区域，随之而来的，既有几分超脱的自由感，更有某种无家无根、四处漂泊的焦虑与迷惘情绪。所以，如何在这样一种既有危难又有机遇的“危机”之际，重新确定自己的相应位置，这的确是中国哲学界争取一个比较明朗的“未来”的关键所在。 所谓21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问题，说到底就是预测其发展的基本趋势，确定其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等。基于叙述便利的考虑，我这里套用冯友兰先生著名的“接着讲”的术语，将“定位”问题转述为以下三个主题：（1）接着“什么”讲，这是传统的定位问题；（2）接着“怎么”讲，这是话语的定位问题；（3 ）接着讲有“什么用”，此乃功能的定位问题。 一、20世纪的中国人自始至终生活在多种文化传统并存和冲突的时代。21世纪的中国哲学究竟要以什么“传统”或“新统”为主接着往下讲，什么还能接着讲，怎么接着讲，接着讲点什么？ 1.接着“什么”讲或以“什么”为主接着讲？冯友兰曾说过，讲哲学的有三种：照着讲，接着讲，自己讲；但说到底都是“接着讲”，并且只能是接着“一种”哲学（传统）讲下去。这必然涉及到对传统的选择与确定的问题。我们此处所言的“传统”，显然是作为文化类型流派、文化传统的那种广义的传统，而不仅仅是狭义的作为经典正统的传统文化的那种传统。依循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所言，某种文化范型只要持续三代人以上的，便会成为“传统”（注：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由此来看，中国社会目前所具有的理论形态的文化传统便是多元多层并存互倚的态势：既包括以儒家为主体的作为元典国粹的传统文化，又包括作为西方近代产物的外来科学民主传统，还有作为反传统的革命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批判传统……。各种传统的并存，似乎为我们下个世纪“接着讲”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但这种局面又会引起理论视野上的混乱。因此，以什么样的时空坐标来确立以什么为主的传统，至关重要。 显然，2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既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或“东方”（Orient），也不是西方中心论的那个“西方”（Occident），而是现代化的中国。21世纪中国哲学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现代理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理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同时亦惟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相形之下，消极批判现代化发展弊端的传统主义，简单附会认同西方价值取向的科学、民主、自由主义传统，似都难以担负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历史重任。以是观之，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不可能是以（某种）传统中国哲学范型为主的“接着讲”，而必将是以那种对现代化发展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为根本宗旨的“接着讲”。 2.如何接着讲，或者说对传统文化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冯友兰认为，对传统文化可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法；二是他本人极力推崇的“抽象继承法”。这里的“二分法”其实可以进一步扩展为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被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用得较彻底的批判继承法或否定的辩证法。应当说，这是一种并未过时、但需改善的基本方法。21世纪中国哲学之“接着讲”需要超越这种方法中原有的阶级分析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分法的偏狭视野，同时以此方法为指导，自觉保持现代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从现代化的普遍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阶级特质，使其“创造性地转化”成为现代化中国的人文权威和价值理想的重要部分。这既是一种批判解释学方法，也是一种旨在文化建设的社会学方法。 二是自觉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辩证张力，以科学的实证分析方法、语言分析方法和形式化的抽象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严格的现代理性主义检讨或“洗礼”。用语言分析方法使传统哲学的意义境界从神秘的、模糊的状态向明晰化规范化层面转换；用形式化终极性抽象的逻辑方法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理想类型；用现代西方的科学实证分析和理性批判方法消解传统哲学价值理想与经验事实混沌统一的意义世界，实现道德与科学、形上与形下两极的明确划界。整整五十年前，冯友兰便表达了这种将中国哲学真正现代化世界化的愿望：“过去二十年中，我的同事和我，努力于将逻辑分析方法引进中国哲学，使中国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在我看来，未来世界哲学一定比中国传统哲学更理性主义一些，比西方传统哲学更神秘主义一些。”（注：冯友兰：《中国哲学与未来世界哲学》，见《冯友兰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页。）毫无疑问，正是冯友兰、胡适、 金岳霖等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便已开始了中国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语言分析的基本转向，从而为下世纪那些致力于用外来现代文化改造传统文化，使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典范。 三是在全方位的开放的文化视野中，超越机械的“传统—现代”二分法，实现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相互交融。这是一种使传统文本的意义不断丰富化的读解方法，这种方法使传统语言超越原有具体时空限制、语境障碍，并使传统重获一种现代性的权威与价值。从本世纪初梁漱溟，中经熊十力等新儒家，到本世纪末以牟宗三为代表的海外新儒学，探索的正是这样一种方法与道路。在这里，“接着讲”的根本任务不是政治性限定、价值选择或科学的过滤与清洗，不是消解传统意义世界的神秘性混沌性，不是批判那个作为专制象征的传统对意义世界的封闭和压抑，而是实现传统意义世界的自我解放，是要“解”“释”掉那些强加于或束缚在传统文化体系、经典文本上的种种“前见”的枷锁。这种“接着讲”的解释学就是要从传统文本中引申出其固有的绵延着的现代精神，把神圣而又神秘的传统文人精神翻转为现代世俗的人文精神。这种以自我更新为主的人本主义化的研究思路将为下世纪中国建立具有真正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哲学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并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