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是人类解放，他对人类解放这个根本目标的内涵、结构和发展规律作了深刻的探究，发现了人类解放的真正力量源泉是建立在生产劳动基础上的实践活动，从而在自由文化中作出了真正的批判超越，达到了一种既有现代理论高度又非常务实的新人道主义，他称之为共产主义。（注：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时代变了， 对马克思提出的总问题理解的歧误可能会作为一种代价永远伴随着智慧，然而，智慧却决不至于蒙了脱不开的阴影而消歇或委落。 一、“人学空场”和“宏大叙述”：对马克思的“人”和“人的解放”的两种反向消解 要了解世界和世界的问题，须先了解提出问题的人，了解人为何要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从而才可能了解人对其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似乎与此相契，本世纪的许多西方思想家对马克思重读的焦点是人，而隐伏其中的运思张力是：力图消解马克思学说中的“现实的人”。在此审慎地举出如下人物：卢卡奇、萨特、阿尔都塞、福柯等等，虽然他们的问题意识会有不同，但他们都曾对马克思的人学作过批判。一般说来，萨特和福柯的观点可谓代表了现代西方思想家对待马克思人学问题上两种极端形式。在思维向度上作意趣对举，我们不妨称萨特为代表的一方为“填补”派，以福柯为代表的另一方为“解构”派，在此无意具体地研究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只是指出这两派在对马克思人学探究的起点、目的上倒了个儿：一派是从“无”到“有”，另一派是从“有”到“无”。这两派虽然在对人的解放问题上有种种形式上的不同，但在实践层面上，都消解了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可能。 萨特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基本用意是运用“辩证理性批判”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空场”地带建立一种“人学辩证法”。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存在着一块“人学空场”，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停滞了、僵化了，它需要存在主义哲学的“医治”。 依萨特之见，对于人的哲学研究来说，具体个人的诸种生活因素，如家庭、周围环境、心理、情感、两性关系等等“中介因素”，比所谓人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一类的因素更为具体，也更为重要，剥除这些因素去考察人，只能看到一具没有血肉的骨骼，看不到活生生的个人，这些因素就构成了对人的横向总体化研究的要素。要研究完整的个人，还需进行纵向总体化研究，即研究个人的生存史和成长史。在萨特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用社会历史来解释人，这使它具有把握人的社会历史之宏观结构的优越性。但在方法上隐含着“非人主义”的巨大危险。因为它往往容易把人们引向一个极端：即不再把社会历史的宏观结构看作是人的产物，而是将其当作凌驾于人之上或先定于人的存在和活动的所谓“客观结构”，最终淹没人本身。因此，萨特认为必须反马克思之道，用人来解释社会历史的方法，即反过来从具体的个人出发，分析他的具体存在及其与他的世界的诸种关系的总体，进而追溯到他的特殊社会总体性。萨特期待他的这一以具体个人的实践为对象，去再现社会历史本质的方法，能真正“填补”马克思主义这一典型的现代理性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人学空场”。而萨特所要“填补”的被马克思“遗忘”的人是绝对自由的人，人的自由不仅具有其绝对的本体化的一面，也具有其具体境况的一面。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六十年代崛起的时候，其矛头所向，直指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以“人”为本的观念和全部认识，对人们赖以认识和把握周围世界的种种概念一律重新加以审视。利奥塔说，“后现代”以对一切“宏大叙述”的怀疑为特征，其中便包括了对于整个形而上学认识论的怀疑，而这意味着迄今为止所形成的“人”这一概念的自我解构。（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9、281页。）福柯的“知识系谱学”从理性主体的人开刀，断言当代西方知识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颠覆了人和主体性曾经占据、作为现代思想的主要焦点的中心地位。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曾向把人视为宇宙中心、视为先于世界、不受质询的最本原的动因的人道主义发起过挑战，它提出一切文化的、社会的现象，尤其是人的自我，都必须置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关系链中加以理解，它坚持人的自我是由一系列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经济的也就是阶级地位这一决定因素所界定。福柯认为，尽管马克思的经济分析研究发现了“人”这个范畴的不充分性，但是正是人文科学的真正发展，才证明现代人道主义的人不仅具有局限性，而且是昙花一现，会象画在沙滩上的面孔一样消失。这是因为人文科学所导致的精神分析学、结构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崛起，又简单化地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而丢弃，按语言学的范式将“人”视为各种文本的汇聚。然后，后结构主义又把文本决定论的逻辑推向极端，它彻底切断了“能指”与“所指”的联系，这就使“人”从此失去了最后的一点根基，成了一种没有最终所指的能指符号的位移和置换。福柯所谓的“人”的消失，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人”既不存，“理”将何在！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那些从根本上主宰着人的行为的，诸如“绝对精神”、“全人类解放”这样一类本质或终极理想，即利奥塔心目中的“宏大叙述”（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9、281页。）崩溃瓦解了。因此，福柯不仅拒斥马克思历史概念中的目的论因素和关于历史动力的观点，而且还怀疑一般的解放主题，尤其反对把解放与自由等同起来。“后现代”实在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它只是对“现代”曾经努力，并声称已经获取的某些特征的改写，而尤其是对所谓人类普遍解放这一点所提供的合理性进行改写。在后现代的话语中，不仅“人类解放”这样的概念已然失效，与其相关的诸如阶级、民族等概念也统统被视为基要主义而受到拒斥。后现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宣战，其全部构思立足于这样一个前提：马克思主义也同迄今为止的其他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一样，都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只不过是一个文本，是与客观现实断裂脱节、毫不相关的能指符号，因此，正说反说均可。（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9、281页。）这种试图从根基上掏空马克思主义而将其视为仅仅是一套话语建构，充其量不过是在纯理论层面上的推理性游戏，而它之所以让人听起来有些道理，秘密就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已与客观实际相互隔膜，因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也只不过是“文本”的再阐释，实在不足以动摇具有坚实的历史实践依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