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伊林·费切尔的生态文明观念

作 者:

作者简介:
卢风(1956- ),男,安徽六安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生态哲学、生态文明理论和应用伦理学研究,E-mail:lufeng@tsinghua.edu.cn;曹小竹(1971- )男,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学,E-mail:572861717@qq.com。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
自然辩证法通讯

内容提要:

最早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文献是1978年发表在英文期刊《宇宙》上的伊林·费切尔的文章: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该文分析了工业文明的种种危机,批判了源自基督教的进步主义,指出了工业文明发展方向的错误,阐述了走向生态文明的必要性。1984年前苏联学者B.C.利皮茨基,1986年中国农学家叶谦吉,也各自独立地提出了生态文明。三人一致认为,必须谋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但费切尔认为生态文明将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而利皮茨基和叶谦吉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整体的一个维度。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创新。生态文明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的根本问题——人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问题。生态文明论将指引人类建设真正可持续的文明,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谋求人道与天道的融合。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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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主要为纪念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提出“生态文明”概念40周年而作(起草于2018年下半年,修改、补充于2019年初),也考察了后于费切尔但是独立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两篇文章,并阐述提出“生态文明”概念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费切尔与最早使用“生态文明”的文献

       迄今为止,我们能追溯的最早使用“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个词组的文献是伊林·费切尔发表于英文期刊《宇宙》(UNIVERSITAS)1978年第3期(第20卷)的文章,题为:人类生存的条件:论进步的辩证法(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ity:On 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以下简称该文为“论进步的辩证法”。

       伊林·费切尔是德国政治学家、著名马克思学者,其简历可见金寿铁发表在《世界哲学》2012年第3期的文章: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在“论进步的辩证法”一文中,费切尔用了一次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个词组可直截了当地译为“生态文明”;用了一次ecological society,即“生态社会”,其意义显然与“生态文明”相近。值得注意的是:费切尔是通过对“进步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progress)和工业文明的反思而提出生态文明的,“工业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一词在该文中出现了四次。

       在这篇文章中,费切尔阐述并分析了从基督教的末世论到黑格尔、马克思的进步观念。费切尔认为:进步并非必然或内在地具有积极意义。有疾病的进步,或破坏的进步。并非每一种进步都是人类的福祉。[1]费切尔这里所说的一般意义的“进步”应该指数量增长或复杂性提高等。

       据费切尔考证,认为个人和作为全体的人类的生活可以朝着更好目标进步的观念是伴随着基督教而出现在西方世界的。但这种进步起先被认为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进步。指对作为神圣救赎计划之结果的“新天堂或新土地”的末世论盼望。人类可通过与上帝的合作而前往“新天堂或新土地”,但仅凭人类绝不可能创造那样的“新天堂或新土地”。基督教的末世论拒斥了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论。圣奥古斯丁曾以人类命运之线性概念(linear conception of human fate)的名义谴责古代哲学家“阴郁的循环”的观念。([1],p.162)

       世俗思想的胜利以及对进步是世界历史指导原则的确信始于17世纪,完成于对康德那样的启蒙思想家的诠释,在康德看来,法国大革命和“观察者的无私激情”就是历史进步的契机。进步信念的基石——尽管其信仰者未必有清楚的意识——是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手段不断加强对自然的控制。科学、技术和创新允许每一代人在克服非人自然之抵抗的道路上不断进步。([1],pp.162-163)

       卢梭曾指出科技进步必然伴随着道德堕落。他特别谴责被我们当作经济和技术进步之基础的事物,如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生产和生产力的提高、利用个人私利“杠杆”而促进所有人的福利,这些都是亚当·斯密所特别重视的。但在卢梭看来,这些东西会瓦解道德,并导致不平等和奴役。([1],p.163)

       面对卢梭所揭示的矛盾,有两条促进进步的途径。一种是促进道德进步以跟上技术进步。罗伯斯庇尔选择了这一路径,却导致了恐怖。另一路径便是辩证法家(dialectician)的路径,他们把矛盾和对抗接受为进步之客观必然和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认为进步才是唯一的终极的决定性因素。([1],p.163)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任务就是把历史上的一切苦难辩护为“自由意识进步”的必要条件。神正论变成了史正论(historicy),进步成了历史的实质。马克思也没有偏离这种世界观,尽管他并不以现存的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去为过去辩护,而以将来世界性社会主义社会去为资本主义辩护。([1],p.164)在黑格尔看来,尽管前现代社会的人们经历了无数苦难,但历史在进步,资产阶级宪政国家将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仍存在严重的不公、苦难和罪恶,但相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出现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它必然会把人类社会带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古代直至现今的人类社会虽然充满了苦难、罪恶、压迫、奴役,但历史在进步,且历史进步的终极目标是没有任何苦难、罪恶、压迫、奴役的富足、美好、自由世界的实现。通过人与自然的对抗,或人用科技对自然的不断征服,也通过阶级斗争,人类历史艰难曲折地但必然地进步,直至到达一种天堂般的完美状态,这就是历史进步的辩证法。

       费切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它带给世界多个地方的大屠杀使得这种历史神正论观点(theodicean view of history)基本不能成立了。但是这种进步的信念——历经发展的一切矛盾而进步——通过“增长的极限”和工业文明的消极后果才被完全摧毁。([1],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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