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20)01-0074-07 实现从“自我”到“他者”所发生的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有着非常直接和现实的思想动机。作为一个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的犹太人，作为一个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幸存者，列维纳斯的一生都被战争的极端暴力所困扰。让他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就是当道德被战争悬搁起来之后，“爱你的近人如你自己”究竟还有何意义？人类如何才能超越现实的暴力而走向伦理的正义？人类能够做到和平相处的道德基础究竟来自何处？当然，列维纳斯的暴力追问不只是围绕着犹太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上升到了普遍性的暴力问题和善良问题，所以他极不愿意被人称为犹太思想家。他所提出的新现象学一方面为我们梳理了一种关于暴力的现象学分析(即从自我学和极权主义哲学的观念逻辑出发去挖掘暴力的根源)，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关于善良的现象学分析(即从“他者”和“面容”的无限性出发去寻求善良的来临)。这种新现象学在融合和改造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罗森茨威格的“新思维”和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的哲学、犹太塔木德经和基督教伦理等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构想了一条人类走出暴力的伦理救赎之路。通过从“自我”到“他者”的现象学转向，列维纳斯极力推进了从先验论现象学到存在论现象学再到正义论现象学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一、自我学的现象学分析 在当代语境中，“奥斯维辛”不仅指称一座纳粹用来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而且还指向了惨绝人寰和骇人听闻的人类暴行。奥斯维辛这一段挥之不去的历史梦魇，成为了人类浩劫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最极端和最根本的邪恶的象征，“据估计，被送到奥斯维辛的130万人中，110万人死在了那里。其中大约有100万是犹太人……我们必须记得，超过90％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奥斯维辛被夺去生命，只因为他们在纳粹眼中犯有一种罪，那就是生为犹太人”[1]。列维纳斯亲历了战争的噩梦，他被关押在战俘集中营时间长达5年，其父母和兄弟及其他亲属都死于纳粹大屠杀，其夫人和女儿为躲避纳粹的迫害而四处逃难。这些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致使他无法不去思考伦理正义的问题。在《艰难的自由》最后一篇题为“签名”(Signature)的文章中，列维纳斯说他的所思所想“都受制于纳粹恐怖所留下来的预感和记忆”[2]。这种预感和记忆时时刻刻都在提醒着他，并引导着他。他的两部代表性哲学著作《总体与无限》和《别样的存在或在本质之外》(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无疑都是关于战争和道德的反思。在《总体与无限》的序言中，他直接指向了战争带来的道德危机，即战争不仅将道德完全悬置起来，而且让道德显得如此的荒谬。《别样的存在或在本质之外》的献词是为了纪念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同胞以及不同信仰、不同国家的数千万人，他们都是仇恨的牺牲者，都是反犹主义的牺牲者。列维纳斯的战争反思不是孤立的，而是代表着奥斯维辛之后整个西方的反省。诸多思想家们分别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视角去审视纳粹大屠杀的根源。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对于现代文明的野蛮行径展开了工具理性的批判。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和赖希的《法西斯主义大众心理学》，堪称暴力心理学分析的经典作品。英国社会学家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着力于研究邪恶的社会性问题，他提出“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是这一礼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3]。当然，我们还可以读到汉娜·阿伦特的著述《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她将恶看成是思维的缺失和泯灭，这就是恶的平庸性，也就是大恶能够成就的基础。依照德国学者萨弗兰斯基的分析，“希特勒意味着一次断裂。奥斯维辛成了一个负面的创始神话。隐藏在人类文明中的凶残和野蛮的力量史无前例地表明，一个深渊呈现了。自奥斯维辛以来，西方文化被打上虚无主义的记号……人们不再以完美的存在的观念，而是以道德地狱之可能的虚无来衡量进步”[4]。奥斯维辛之后所引发的道德虚无主义，一方面导致了现代人的生存幻灭感，导致了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批判思潮，另一方面也开启了当代哲学思潮中特别显著的伦理现象学转向。 关于暴力的一种自我学(égologie)分析，形成了列维纳斯独特的哲学反思进路。这条反思进路显然具有一种反自我中心主义、反同一性哲学、反智识主义的思想基调，体现了列维纳斯的暴力哲学的论证逻辑。他认为，两方哲学也可称为一种“消化哲学”，这是因为其自我学的立场内含了暴力化的倾向。自我学总是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东西，对于不同于自己的东西往往采取同化或者消灭的态度。在自律和他律面前，传统的西方哲学选择了自律，也就是说选择了自由。按照传统的哲学观念，哲学追求真理终究是为了达成自由，而这个自由就是通过概念化和主题化的智识活动将“他者”还原为同一，从而实现对于存在的征服。“这一还原过程并不表现为某些抽象的图式，而就是人的自我。一个自我的存在就是将多样性变成同一性。即使是发生了多少事情，即使是许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而自我还是岿然不动。自我、自身、自体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同被海浪冲击的岩石一般不受任何影响。自我通过把异类的和多样的情况变成一种历史即它的历史，由此做到始终如一。它开启了同一的同一化进程，它优先于岩石的同一性，因为它是构成同一性的条件。”[5]简单地说，他将战争暴力和灭绝人性的发生与自我中心主义的诉求直接联系起来，目标直指两方哲学所同有的自我学。这种自我学也就是传统的同一性哲学。“我的认同——我是高度的自给自足的——就如同天然的熔炉而将他者(l'Autre)融化为同一(Même)。因此一切哲学都是(借用胡塞尔的新词)自我学。”[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