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20)01-0113-14 宋明道学或广义的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是程颢(还有他的弟弟程颐)，实践它而最有成效的人物应首推程颢。这样说不意味着否定北宋其他人物发挥的作用，也不意味着接受道统论者把程颢说成是孟子之后儒学的真传者。对于程颢的道学或者哲学和思想，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研究①；对于他的生平、行事和活动，我们在传记和个别视角下也有所考察②。但是，对于程颢这样的士大夫来说，这是不够的。这不只是对他的思想和学说需要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而言的，对他的哲学、信念和他的生活、行为和实践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的考察也是如此。 历史上，儒家的学说、道德信念始终同淑世和政治实践有高度的互动关系③。一个儒家信徒决不是一位纯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至少就他们的愿望来说不是，何况儒者在过去大部分时间中，他们的身份和角色一直是多重的——治学、修身、行道和治世等。宋代士大夫对此有更进一步的自觉，他们的哲学同其生活、行动和实践息息相关。程颢是其中最具典范性的一位。他的道学、伦理原则为他的生活、行动和实践提供了信念和指导，他的生活、行动和实践印证了他的信念和原则。从两者的关系来探讨这位儒家人物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重要角度，我们对他的认识因此将发生一定的变化，他的形象也将因此得到不同于已有的描述。 一、北宋的“士大夫精神”和程颢的“求道之志” 唐宋转变和宋代革新的主要地方之一，是宋儒涌现出的并逐步兴盛起来的士大夫的天下使命感、道义感和淑世易俗的担当精神④。这种精神往往以宋代新儒家自觉地批评佛、道对事物的否定性立场(“无”和“幻妄”)及出世表现出来。促使这一精神产生的部分原因，是宋代从唐代的贵族门第政治、藩镇割据政治、后唐的武人政治转向平民政治，转向君主和士大夫的共治⑤。于是，儒家以不同于汉唐的新形态复活了，儒者和士大夫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人们谈到宋代士大夫的使命自觉，大都会以范仲淹(还有宋初三先生)为这一精神(“忧天下”和“乐天下”)的发动者。程颢(1032-1085)则是光大这一精神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程颢人生和思想成长的年轻之时，直接受到年长于他的周敦颐和张载的影响。周敦颐和张载是北宋五子的两位，也是北宋士大夫精神自觉和宋代儒学复兴的重要人物。按照程颐的记载，他的兄长十五六岁时，受到周敦颐论学方面的触动而发生的转化：一是开始厌恶一般人旨在求得功名利禄的科举习气(“遂厌科举之业”)，二是立下追求道和真理的志向(“慨然有求道之志”)⑥。这两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我们认识程颢的“士大夫精神”提供一个出发点。程颢之后的人生选择、志愿和行动，都是在这一正一反立场发展起来的。 先说第一点。宋代扩充科举制度和对文官政治的注重是相辅相成的。在一般意义上，宋代的科举制度同时具有选拔人才和选拔官员的双重意义。对一些人来说，科举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获得官职和俸禄，即世俗所说的“功名”的机会；对另一些人特别是对于儒者来说，科举考试主要是获得从事政治事务和淑世的机会。程颢对科举的厌弃，指的是世俗追求科举功名的习气，而不是完全排斥科举制度。这正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放弃科举考试。确实，程颐入仕走的仍是科举之路。他的母亲预测他能够金榜题名并应验了。26岁时(公元1057年，嘉祐二年)，他考中进士，获得从事政治事务和实践他的政治理念的机会和方式。 政治是一个需要权力和运用权力的领域。对于具有政治目标的儒者来说，为了实践和实现他们的政治期望，就必须获得从事政治事务的机会，也就是说必须获得政治上的职位和权力。但真正的儒者同一般的考取科举功名的人不同，他们是带着强烈的政治目标和冲动走向政治世界的。他们不以获得官职和权力为目的，只是将之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按照韦伯的说法，他们是将政治作为自己的生命、以政治为天职和为了政治而生存的人。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当然也要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报酬和俸禄，但他们不同于那些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和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他们热爱的首先是政治这项事务本身，愿为它而献身，并在政治事业中获得内在的满足感。程颢就是宋代儒者中为了政治而生存的人之一，具有政治上的使命感和抱负，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信念而投身于政治的事务⑦。 程颢通过科举入仕或者获得权力的始终，一直都认为他不是为了世俗上的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治世和淑世。按照《庭闻稿录》(杨公之子迥所记)所说，程颢不同于常人，他关怀的是天下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功名，“圣人志在天下国家，与常人志在功名全别”⑧。对于程颢来说，一位真正的儒者无论求学还是做事，都要远离求名求利之心，“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为伪也。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与为利，清浊虽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⑨。从程颢的公私之别来看，从事政治事务的人有功名利禄之心，就是私心和私欲；相反，如果他超越了功名利禄之心，时时刻刻牢记着公众的利益，秉承道义和公正行事，就是公心和公德。如果说权力容易使人腐化，那么如何防止权力的腐化就一直是政治事务的一个难题。儒家一般站在一个更高更积极的立场上来看待公共权力的使用。在儒家看来，一位具有道德自觉、自律和自我约束的人(贤人、君子乃至圣人)，他就能够克制自我的私心和私欲，克服权力的滥用。从人的内在约束和自我的道德操守出发来从事政治，即使用现在从事政治领域的标准来衡量，也不能说它是完全过时的，虽然现在更注重的是制度约束。回到程颢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对道德意志和德操的期许和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