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学术思想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认识上的偏颇，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纯粹是外来的欧洲文化传统的产物，与中国文化传统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论断就成了虚拟无实之辞。 与这种观点相反，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欧洲，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注：李约瑟：《今日中国的过去》，转引自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如果不了解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历史背景，人们可能会对李约瑟的话不屑一顾。而事实上，治学严谨的李约瑟对中西文化交通史有着超乎一般学者的深刻而广博的研究，他的这番话绝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信口开河。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西文化的大际遇对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学脉渊承极为重要。明末清初，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媒介作用，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刮起了一阵东学西渐的旋风，中国的儒、道、佛等各家思想纷纷传入西方，整个欧洲思想界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接识了中国文化尤其是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其余声流响一直延至19世纪中叶。但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势急剧跌落，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运动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起而向西方寻求真理，于是，紧步二百年来东学西渐的浩荡春风，又卷起了新一轮西学东渐的阵阵热浪。从16世纪至20世纪初叶的四百年间，中西文化的会通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这种趋向终于导致一种新文化、新思想体系对中西传统的双向超越。 本文将着重从东学西渐的角度回望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奇观，以便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学脉渊源。 一、东学西渐中的欧洲思想界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使中国人知道在地球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与自己的文化不相上下的“蛮夷”之邦的存在，这样，就在儒家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的顽固堡垒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启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学习的漫长历程。与此同时，传教士们为了更多地获得罗马教廷对他们在东方成就的认可和支助，不断地向欧洲输送关于中华帝国的大量信息，致使西方人真正相信了《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种神话般的描绘。一个古老的、独具特色的、其文明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东方帝国的存在使长期以来醉心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知识界亦震惊不已。 利玛窦首译《四书》，金尼阁于1626年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至17世纪中叶，不但中国儒家的经典传到了欧洲，《老子》、《庄子》等书也有了拉丁文和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此后，比利时神父柏应理写了《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重点向西欧介绍了中国的儒学；法国神父马若瑟著《书经以前之时代及中国神话》、《中国经学研究导言略论》和《经传议论》等书，其中《经传议论》曾经清康熙皇帝御览，这些书的西文版在欧洲的流传促进了欧洲的中国学研究；法国神父汤尚贤著《易经注》，对欧洲知识界了解和研究《易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神父钱德明著《孔子传》、《孔子弟子传略》，在当时法国的“中国热”中如火增薪。所有这些都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最初基础。除此之外，《利玛窦札记》在欧洲的流传，龙华民、艾儒略、金尼阁、柏应理、闵明我、马若瑟、巴多明等传教士跟欧洲的大量通信也引起了欧洲汉学界的重视，从18世纪初期开始，法国就有人开始收辑编纂这类通讯集。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信涵就有34卷之多，其中16至26卷约10卷的数量是从中国寄来的（注：转引自朱静《洋教士看中国》贾植芳《序》第2页。），这些都给欧洲学者了解中国提供了素材。 16至18世纪中西文化正式来往之时，正值欧洲文艺复兴的尾声和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勃兴之际，来自中国文化的信息，无疑给欧洲进步思想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料，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文化迷”，伏尔泰的《风俗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等世界名著中都充满了中西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思想火花。 首先，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知识的传入，形成了16至18世纪风糜整个欧洲的“中国热”，有关中国的绘画、建筑和工艺品成为欧洲显贵富豪们最珍视的收藏品，精美的中国瓷器令欧洲人大为倾倒，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进入了法国皇家的御花园，穿戴中国丝绸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人们对中国的制度、道德、礼仪、教育大加赞赏，中国科举制度的秀才、举人、进士品位制成为欧洲学校中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的最初样板；中国的科技知识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传教士带回的中医药学知识令欧洲人对中国的医学大开眼界，随之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中国的语言成为欧洲学者关注的焦点，培根在其《学术的进展》一书中，曾寄希望于汉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莱布尼兹则是在欧陆主张学习汉语的最力的代表人物，由于德国学者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8世纪末搞出了欧洲第一本汉语语法书（注：张传有：《近代西欧的汉语热》，《百科知识》1993年第8期。）。除此之外， 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学、戏剧亦赞羡不已，伏尔泰曾把元代的《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于1775年在巴黎上演，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