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哲学总会把某些问题推到前台，因而每一历史时期的哲学研究都有自己的热点。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对许多问题展开了研究，但最关注的是发展、文化、价值和人这四个重要问题，可以说，这四个问题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四大热点。 （一）关于对发展的哲学研究 发展哲学主要从一般本质上研究发展观层面的问题，因而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哲学主要探讨了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与道路、发展的理念、发展模式、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的代价和全球性问题等基本问题。其实质，是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合理的核心文化理念、正确道路和实现方式。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与道路、发展的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和发展的代价成了争论焦点。我国的发展哲学研究，是在“发展研究”重心东移、层次上升、对话范围扩大和综合性增强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特征主要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关注现实问题和进行理论提升的统一中，着重从综合性上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我国发展哲学的研究虽处在“生长期”，但其成果已经或将要显示出来。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从理论形态上， 由于发展哲学研究是针对具体“发展问题”的，所以它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其功能将不同于一般哲学却又能为哲学走向现实生活提供一条可行途径，从而可成为哲学发展的一个生长点；（2）在理论内容上， 发展哲学研究将使人们关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中的名实关系这一富有价值的课题。所谓社会主义之“名”，指的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抽象规定、理想图景和性质特征，社会主义之“实”，则指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实践行动、现实道路和实际效果。“发展哲学”必须注重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名实”关系角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主要有：其一，重社会主义之名，轻社会主义之实，即“重名轻实。”“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和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就是如此，“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亦是如此。其二，不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囿于马恩关于社会主义设想的书本公式，其建设方式出现不少问题，使社会主义未能充分发挥出优越性，未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即“实不正名”。搞“大跃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如此。其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存在“左”的理解，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在建设方式上出现一些偏差，即“名不正实不顺”。比如，我们过去从马恩的书本公式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去理解社会主义，结果一味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其四，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式的选择没有建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即“实不符名”。认识不到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急性病，就是如此。由上情况所造成的最终结果便是社会主义名实不符。这样，注重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名实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它是在总结我国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中提出的事关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一个深层次的重大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名实是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邓小平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名实观，重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名实关系，有效解决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难题。首先，他强调“正名求实”。这就是重新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个首要问题。他从现实国情出发终于弄清了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之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正了名的社会主义内在要求我们求实，这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社会主义成为合格的、人民欢迎的社会主义。这里，正其名实质是求其实。其次，他注重“以实正名”。这就是主张从客观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真正发挥出来，证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从而使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主义。第三，“先实后名”。这就是，邓小平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既首先注重从客观实际和现实国情出发，使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在同中国实际和实践的结合过程中逐步实现，又坚持以“三个有利于”为核心内容并注重实践效果和实际效用的价值思维，反对只注重贴标签、原则规定和定性而不注重实践效果、实际效用的形式主义和抽象的定性思维。最后，他倡导“以实符名”。即根据对国情的科学认识来选择合理的实践方式，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理的实践方式建立在对我国现实国情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3）在理念层次上， 有的学者提出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是“能力本位”的重要观点，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二）关于文化的哲学研究 哲学是从一般本质层次上研究文化观问题，故而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者主要研究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理念、文化发展的进程及其方式规律、发展的文化选择、文化的价值选择、文化模式、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体制转型与人文关怀（人文精神）、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中西文化比较与借鉴等问题，其实质，是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一种合理而又坚实的基础、理念和方式。争论的焦点多集中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体制转型与人文关怀、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等问题上。文化哲学研究中基本呈现出“彻底重建论”、“复兴儒学论”、“中魂西体论”和“综合创新论”四种代表性观点。其特征是注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反思人的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深层文化基础以及人格，人文主义倾向较为突出。文化哲学研究之最大成果，就是它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它使人们认识到，应立足于中国现实和实践，在综合创新中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并使这种文化成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劲动力。其不足在于对墨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估计不足，在于重破轻立、重用轻体（只强调文化服务于特定的功利目的，忽视文化的本体建设）和重价值轻实证。 （三）关于价值的哲学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着重在价值观上，它主要对价值的本质、价值活动、价值观的变革与重建、价值尺度、价值评价、价值取向、价值与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与价值观念变革等问题进行研究，其实质，是确立一种适合并能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观念，以作为民族的精神支柱。价值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如何理解价值的本质。其研究成果在于：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挖掘和系统整理了中西哲学中的价值论；逐渐影响着社会生活。其不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价值论思想缺乏系统研究，思想方法上还有束缚。 （四）关于人与人学研究 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1984年，主要研究“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其实质，是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其特征，主要是从价值、伦理学角度提出人的问题；其成果，是促使人们解放思想，敢于正视人的问题，初步确立了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其局限，是来自“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依然存在，许多人仍存有疑虑，有些人带着情绪参加讨论。第二阶段是1985—1987年，主题是讨论“文化变革与人的现代化”。其特征是多从文化角度提出人的问题，注重人的活动的深层文化基础，注重文化的批判与建设；其实质是从现代化高度反思文化和人格；其成果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把“人”相对独立出来加以专门研究；其不足是有些人盲目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和宣扬西方文化。第三阶段是1988—1991年，主题是讨论“人的主体性与哲学主体性原则”。其实质是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其特征主要是从历史观进而从本体论再从哲学体系的本质特征角度提出人的问题，把人的问题引入哲学本体论和哲学体系。其成果是认识到应从人的问题的实质和核心层次上深入研究人的主体性，从实践上是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正确发挥每个人的主体性。其不足是有些人抽象和片面夸大人的主体性。第四阶段是1992—1997年。从1992年开始，我国人的问题研究向两个方向发展：在实践层面上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在理论层面上致力于研究人学基础理论，为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人学作准备。实践层面的研究之实质，在于要正确解决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焦点在于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其成果是要视人的塑造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领导干部要有自觉的指导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既尊重人又规范人，既要完整看待人又全面塑造人，以克服只见纲领、方案、计划、措施不见人，以及只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关于人学基础理论，学术界集中讨论了四个重要问题：一是哲学与人学的关系；二是人学的性质与定位；三是人学研究对象；四是人学研究的方法论。研究的实质，是从总体上反思人本身，建立一门人学，克服以往人的问题研究的局限，达到对人的完整而科学的认识。其成果是认为人学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其不足主要是思想认识未完全统一，主体素质不完全适应，分析研究还欠力度，研究方法还欠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