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已经过去整整20年了。这次以哲学问题出现的全党规模的广泛学习和讨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广大群众急迫需要的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进程中质的突破，是被20年“左”倾搞乱了的党的思想路线从错误走向正确的转折点，是全党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次大讨论为实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这次大讨论的重要意义，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暗淡，相反却经久益辉。 论述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已发表不少，也已有几十万字的专著出版，但作为这次大讨论先导的中共中央党校关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学习讨论，则一般较少涉及。而这次党校的路线问题学习讨论与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客观上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下面根据个人的亲身经历，谈一下中央党校路线问题学习讨论的情况和感受。 （一）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广泛而强烈的拨乱反正要求的必然结果。不过，实践检验原则的首先被重新明确提出，却不只是在哲学领域，在党史领域里也同样酝酿着。情况是这样： 1977年夏，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党校恢复招生，并委派胡耀邦同志到校主持工作。胡耀邦到校后，一方面从事“文化大革命”诸多遗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抓紧筹办秋季开学的各种事宜，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要开学，教学准备首当其冲。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和以自学为主的方针，很快就重新明确了。课程的设置主要是老五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党的建设，也很快就明确了。前三门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的书目也很快就编辑出来了，经过多方面征求意见和领导审定后很快印刷出版，教材问题解决了。辅导备课工作也在积极进行。可是，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准备工作就不那么顺利了。以哪些著作为教材，讲些什么专题，谁准备上讲台，教研室内部上上下下多次反复研究讨论，但议论纷纷，分歧颇大，难得共识。有人主张只用一周时间学习一下刚刚开过不久的党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就可以了；有人主张沿袭“文化大革命”的老办法，以毛泽东在1971年南巡讲话中讲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为依据，学习党内路线斗争史；也有人主张大部分人下班搞党建课的辅导（当时党史和党建仍在一个教研室，尚未分开），党史只编印一些文件让学员自学，再请几位中央首长作报告，就可以了，如此等等。眼看开学在即，但却一时难以确定一个大家都赞成的中共党史教学方案。 校领导对中共党史和党的建设两门课的教学准备工作十分重视，1977年9月21、22日，接连两个半天召开会议， 专门研究这两门课的教学问题。当时的教研室负责人缪楚璜、周逸两同志分别汇报了党史和党建两门课的准备情况。其他室委也作了一些补充。当时汇报中强调，党史课的最大困难是“三无”，即：一无党史定本，二是党史上一些重大是非尚无定论，三是党史教员多年不搞教研无人能登台讲课。听取汇报后胡耀邦发表了长篇讲话，看来对党史课的教学问题他是早有考虑的。他针对教学人员的思想状况，着重从根本理论原则上强调地讲了几个问题。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列原著。他说，我校已编好的近百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本，就是“最根本的定本，最根本的定论”。“要掌握这些基本原理，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其他修正主义。拿了这些原理去破‘四人帮’的修正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分清路线是非，党内两条路线是非。把这些原理真正弄清楚了，‘四人帮’的路线、谬论也就基本上弄清楚了。” 其次，不要搞教条主义、照搬文件，要独立思考，独立辨别。他说，讲课辅导“归纳几个条条我不反对，但条条太多了很危险”。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搞灵魂的东西，原理的东西，不是搞很多典故。千万避免繁琐的考证。”不要搞“条条玩条条，脑袋玩脑袋”的东西。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就讥讽过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而且是外国的洋唱片。我们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再次，要相信自己，自力更生，搞好党校的教学。他说，在讲课辅导方面可以外请一些人，但最主要的是“靠我们自己救自己”。他鼓励大家要“长我们的志气，来它个雄心壮志；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依靠自己孜孜不倦的学习努力，依靠和学员打成一片”。这些话对我们这些与会的教学人员真是对症下药，鼓舞人心。 他在讲话结束时，提出教员要自觉地清理自己的思想。他说：“这十几年来受错误路线的干扰，我们不可能不受影响，这是一个弱点。因此，有个自觉地清理自己思想的任务。不知道同志们重视了这个问题没有？这十几年报刊上发表的很多东西，包括自己同意的、宣传过的东西，要下决心澄清，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回来，把歪曲了的东西正过来。” 这些话今日听来可能感觉很平常，但是在二十多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到一年，在久受“左”倾污染和束缚而头脑严重僵化的自己听来，无异于一声惊雷和及时的春雨，给了强烈的思想震动和很大的启迪，是使自己重新回到中共党史研究正确道路上的新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