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等等一次又一次地用教条、本本和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取代实践标准，因而我们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申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正是依据实践标准，才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才确立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两面伟大旗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在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以后，实践标准可以说已经十分明确，并且深入人心。然而，人们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一步步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实践标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或者说认识论——与价值观的结合的问题。继冲破“两个凡是”而获得的思想解放之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针对“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 〕正是依此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当代中国才迎来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才明确了中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有制企业必须实现其适应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形式时，对这些形式又产生了是姓“私”还是姓“公”、是“多”还是“少”的争论。这里又一次突出了是否坚持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统一的问题。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就此作出了明确的结论。同前两次一样，这一结论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而且这一次思想解放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实践标准与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 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一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对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一些理论有所突破、有所发展。毛泽东思想这面伟大旗帜，就是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而这面旗帜也正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确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已明确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明确了中国革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这可以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步。当时并没有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由哪个阶级的政党来领导的问题。如果仅仅依照马克思的“文本”，欧洲的民主革命主要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而无产阶级政党只是起辅助和促进的作用。中国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形式下进行的。1925年召开的中共四大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但对于如何争取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而战争后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正是沿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由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的历史模式。千千万万共产党人的鲜血最终否定了这一模式，党的“八七会议”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有自己领导的武装力量，必须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由此而有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 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也是当时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依照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当然要以无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为中心。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是采取了这一理论模式，而秋收起义的预定目标也是要攻占长沙。毛泽东在秋收暴动后，面对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认识到攻打长沙则必然全军覆没，只有在敌人力量薄弱或势不能及的农村山区才能保留和发展革命的火种。于是，他毅然放弃了攻打长沙的目标，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在一些同行的思想僵化的人看来，把队伍带上井冈山，无异于是革命军队变成了“土匪”、“流寇”。当时的党中央和湖南省委也认为毛泽东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给毛泽东以党内严重处分，甚至有传言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直到朱、毛会师，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才扭转困难的局面，获得了发展的时机。 在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看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成功还要靠夺取一省和数省的大城市。因此而有一次次的左倾军事盲动。在红军遭受严重损失，党在城市积蓄的力量也丧失殆尽后，党中央领导机关才不得不迁到农村革命根据地。随之而来的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要以“现代战争理论”为指导，而不能以据说是从《孙子兵法》或“山大王”那里学来的“十六字诀”为指导。于是，毛泽东被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军事指挥权最终落到了“洋顾问”和“洋学生”的手中。其实践结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当红军最危亡的时刻，“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军冲破艰难险阻，到达陕北。由此，中国革命才有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不断发展、走向胜利。 如果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指南，而是作为规范中国革命的教条，不是结合中国的实际，而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那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只能是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从《孙子兵法》或“山大王”那里学来的东西也只能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这些似乎都是“正确”的。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正是在“山沟里”才真正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仅中国旧式的农民革命可以走，而且中国新式的民主革命也可以走，《孙子兵法》不仅可用于中国古代的战争，而且可借鉴、运用于中国现代的战争。在这里，“山沟”、“农村包围城市”和“孙子兵法”已经不再仅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范畴，而是有了中性的意义，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它们可以发生时代的转换，被纳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有此时代的转换，也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