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对这次讨论的意义作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这次讨论，是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发生的。当时，“四人帮”倒台，十年动乱结束了，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未解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即“两个凡是”的错误问题。本来，邓小平刚复出就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没有一次群众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或者无法彻底解决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适应了这样的历史需要。 作为思想路线，“两个凡是”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极端表现。这样一条路线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相结合，相互强化，在实践上必然会造成灾难性后果。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这次大讨论，是一次普遍的破除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个人迷信所尊奉的是一种“绝对真理”、“绝对权威”论。这种理论颠倒了真理与实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检验的标准和发展的动力。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并且是随着实践而发展的。脱离实践而把真理绝对化，真理就会转化为错误，权威就会脱离群众，而丧失其权威性。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人们分清是非，破除个人迷信，把人们从迷信、僵化、唯上、唯书的樊篱中解放出来，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建创造了前提和基础。 实事求是原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他对实事求是作过精辟的解释。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简言之，从实际出发，找出规律，指导实践。这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路线。在这一路线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毛泽东晚年偏离、违背了这一路线，导致发生十年内乱那样惨重的灾难。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面是关于一个学术理论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为恢复党的思想路线而进行的抗争。争论刚开始，邓小平就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指出，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里，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来。并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根据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重新阐述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以决议的形式，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指出：“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 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1978年6月我在全军政治会议讲了一篇话。以后， 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了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1978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10页）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斗争中，起了先导的作用。而这一思想路线的重建，立即在实践中发生巨大的威力，为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彻底结束十年内乱的灾难，为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扫除了思想障碍，并引导中国走上了正确的航道。20年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巨变，首建奇功者应属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