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边疆研究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既有学术研究内在学理自然发展之结果，亦与当代社会各界关注边疆问题的历史性反思有着密切关联。伴随边疆研究专业化、学科化的不断发展，边疆研究日益深入，对近代这一具有“千年未有之变局”形态下的边疆问题展开充分讨论，是学理与现实的必然要求。近年来，虽然近代边疆研究的成果丰硕，但单向度强调边疆区域殊相的“地方史”的研究思维亦日益突出。客观上，加强边疆问题殊相的探讨，对深入认识边疆问题的复杂、多元面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研究中若太过于强调殊相，而忽视边疆与国家之间的整体关系，则在理解和认识上易产生一些“地方化”的片面知识，失去了全局性和综合性。近代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边疆殊相问题的探讨，也不能忽视将其置入近代国家建设与发展整体脉络中的思考与认识，要具有全球史的视野与国家史的观念。 一、全球史视野下的近代边疆问题 中国近代边疆史的研究与古代边疆史的研究在研究思维、视野及内容诸方面，既有着广泛的延续性及共性，又有着显著的差异。 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一套解释世界结构及疆域空间的理论，即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服事观的统治秩序认识、华夷之别的族群观念。三者彼此交织，构建了古代中国王朝政治及疆域的主要叙事文本。当然，诚如清代赵翼所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①在不同的时势场景下，王朝政治及疆域叙事的话语体系都会有所变化，但三者作为构建王朝政治叙事话语体系主要思想基础的形态未曾动摇。乾隆朝修撰的《清朝文献通考》在撰修“凡例”中称：“诸藩亦皆稽颡来朝，奉表入贡”，而“外藩诸国梯航所届，效悃输忱，度越千古……以见大一统之治云。”②在论述华夏与四夷的空间及政治秩序时则言：“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三代以降，中原幅员，视主德为广狭，四裔远近亦随时转移。懿惟我国家统一函夏，四裔宾服。”③上述乾隆朝时期的官方表述，虽与此前历代关于大一统、服事观、华夷论的叙述模式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表现了“义理”与“时势”变化的关系，但从本质而言，并未突破传统儒家文化的经典或基本理念，仍是一种以“我”为中心的认知。 由于独特的地理空间、族群格局，以及长期以来中国历代王朝在东亚区域居于主导性地位诸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以“我”为中心的认识主要是在传统中原地区的政权与周边游牧族群政权之间调适，较少受到域外势力或力量的强烈冲击，事实上也是当时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认识或观念。梁启超谓：“推原人类之所由起，与邦国之所由成立，无东无西，其揆一也。人类孳生之始，无舟车交通之便，一山之阴，一河之隔，遂划然分为各个小团体……盖其时皆以种族分国，种族无限，其国亦无限。”④这种世界认识或观念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形态，但却成为中国历史时期的一种政治秩序信仰或理念并长久存在。虽然伴随人类思想及政治制度的不断成熟、生产技术的进步，区域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这种理念并未有根本改变，中国古代各类汉文文献的叙事话语体系基本都按照这一认识展开。然而，近代以来，在西方式全球化向东方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以“我”为中心的理念在“道”与“器”层面，都遭受到严重的挑战。 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全球化从其开始到今天的演变，有一个逐步发展的长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说，工业技术产生及发展后，“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交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和工业空前的高涨”。⑤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言的时代，即是工业文明产生后的资本主义兴起时代。全球化的产生及其发展，与工业技术革命、新航路的开辟、商品经济市场的不断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今天通常所谓的全球化，是在工业化生产方式产生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学者就认为，在15、16世纪之交，新航路开辟与新大陆发现，“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把全球主要大陆联系到一起的角度看，可以作为全球化的开端”，属于全球化的早期形态，主要存在于1500-1800年前后。这一时期，尽管在全球范围内随时可见西方势力的踪影，但在美洲之外的许多地区，西方并不占据上风，相反它是通过接受和遵循非西方社会的区域规则才得以加入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属于“西方主导的和非西方主导的区域体系多元并存、相互整合时代”。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可以清晰观察到全球整合的展开，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及联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这种整合仍处于初级阶段，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在这种整合之外。直到19世纪后，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才逐渐成为“席卷全球的、一家独尊的格局”。⑥在19世纪初期乃至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虽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已在中国及周边区域活动，但并没有动摇长期以来的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念，清王朝的天朝上国观念日益发展，并臻于极致。然而，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中国历史，这种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认识开始逐步发生根本性改变，开启了完全不同于古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近代进程。⑦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形成。与世界史的视角不完全一致，全球史将世界各国视为一个系统或整体，强调在整体或系统中思考问题。⑧近代以来东亚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国边疆史研究需要改变传统以“我”为中心的视角，将其置入全球视野下进行整体思考。在全球史视野之下，边疆史研究将涉及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因素在于国际格局的深刻转变。在古代边疆史研究领域，治边思想、方略及治策诸领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外边”问题虽有关涉，但在以“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及政治空间秩序之下，基本上是按“华夷”思维的叙事模式展开。虽然近些年也有一些反思性研究，但并未改变这一基本现象。中国近代时期，传统服事观的统治秩序理念、华夷族群认知等，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近代边疆问题，不再仅是传统以“我”为中心秩序认识的内、外边问题，面临的是国际格局巨变下的内政外交问题，是工业文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同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非常适合于近代中国的边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