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20)03-0147-13 1912年9月11日至10月5日，解除南京留守府职务的黄兴，应袁世凯之邀进京晤谈国是。在此25天里，黄兴参加了各党团的欢迎活动，同袁世凯磋商了赵秉钧内阁成立、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八大政纲”协定等问题，一度出现了难得的各方融洽示好的政治气象，在当时令人瞩目，在其后影响深远。然而，各党派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既存在着合作与妥协的空间，也充满了政见分野与利益区隔，由此切入，无疑是考察民初党争乱象与政治困局的一个较好视点。内中不仅展现了国民党、旧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的关系，而且反映出以黄兴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探索政党政治中不成熟的一面，并隐喻了民初民主政治发育伊始所孕育的危机潜流。 民元黄兴进京发生于孙中山北上晤袁之后，学术界主要集中关注此间孙中山的活动①，而对于黄兴进京这一问题则鲜有论述，仅有部分论著的章节略加提及，尚无专题性研究论文②。本文拟深入挖掘代表民初各党派的报刊等史料，在爬梳并考订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探究袁世凯邀请黄兴北上的动因，揭示黄兴入京晤袁力促赵秉钧内阁通过之内幕，透视在邀请国务员入党引发非议与争论的背后，所彰显的各方派系权力较量的复杂生态，分析“八大政纲”出台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政治假象，进而解读民初政党政治归于夭折的内在因素。 一、袁世凯邀请与黄兴北上 南北议和结束后，袁世凯在北京组建了临时政府，然孙中山与黄兴在公共视野中依然以领袖的身份出现，社会各界认为无论在朝在野，他们皆应继续担负抚育民国之责。在各方发来的函电中，亦常将袁、黎、孙、黄四人并列称谓③。为舒解临时政府内政外交方面的困局，造成国内统一、各派团结归附的观感，刷新国内民众、国际社会对待中华民国新政权的印象，增进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与正统性，袁世凯乃于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次日，即向孙、黄发出了北上进京、共商国是的邀请④。 袁世凯旨在利用孙、黄在革命党及全国人民中间的威望，营造政通人和、粉饰太平的气象。胡汉民对此回忆称，“尔时袁世凯势力未张，则貌为恭谨下士，对于民党有名人物，辄侧席以迎”⑤。与此同时，袁世凯也有着以电邀北上为名，藉以解除黄兴南京留守府之兵柄，消解南方革命党势力的意图⑥。在袁世凯看来，光复之初南方各省军队林立，黄兴担任南京留守府留守，拥数十万之众，“以声势而言，几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有所忌惮⑦。1912年5月19日，袁世凯派遣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接管南京留守府⑧，并“持袁手函及近照南下慰问”，约黄兴北行“共筹大计”⑨。6月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称，俟黄兴解除南京留守府留守后，“迅即来京，用资赞助”⑩，且采取不拨军饷分文的办法，造成黄兴在留守府任内进退失据之局面(11)。诚然，黄兴起初对于袁世凯的邀请，反应冷淡，深知袁在邀其进京议政的背后，隐藏着借机裁撤南京留守府之用心，故惟称仍须在沪“组织国民捐总事务所，以为财政之后盾”(12)，不愿北上。 然而，随着政局形势的变化，黄兴逐渐转变了在北上晤袁问题上的态度。6月17日，熊希龄忽急电赵凤昌，两日前因唐绍仪与袁世凯在比国借款及王芝祥督直事件上的冲突，导致混合内阁垮台，请代为敦劝黄兴“迅速入都”，设法调解(13)。6月24日、27日，袁世凯先后致电孙、黄，请从速来京，询以关于政府改组之意见(14)。7月30日，因由继任国务总理陆徵祥首次出席临时参议院宣布改组内阁名单，即遭遇否决之尴尬，袁世凯遂再度电邀孙、黄北上议政(15)。与此同时，宋教仁等同盟会党人鉴于混合内阁极易造成甲、乙两派互相拆台之弊，故提倡政党内阁(16)，然共和党力主超然内阁，“应由大总统遴择无党派者”(17)，袁世凯则倾向人才内阁，称“但问其才与不才，无论其党与不党”(18)。可见，究竟采取何种内阁形式，既是调停南北政争的关键，同时也成为了同盟会与袁世凯亟待磋商的议题。 孙、黄来京意向的渐趋明朗，还与指导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密切相关。8月13日，宋教仁为在未来国会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地位，拟宣告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只是，五党在合并过程中既有同盟会内部关于应否改组的论争，也有各党间的分歧，如统一共和党提出“废去民生主义”的意见(19)。宋教仁将改组进展随时报告孙、黄，并邀二人从速进京磋商对策，孙、黄亦为同盟会改组事宜“主持甚力”(20)。故而，作为党魁的孙、黄，进京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势在必行。 8月2日，孙、黄联袂致电袁世凯，应允偕同北上(21)。次日，袁世凯获悉梁士诒密电，“闻克强一星期可动身”(22)。8月7日，黄兴致电袁世凯表明北上宗旨：“一为大总统特请筹商组织正式政府之进行，二维持蒙藏办法，三提倡国内外救国捐，四消纳军队办法，五力谋本党进行事宜”(23)。8月13日，孙、黄以国民党党魁身份通电“已定十七日启程北上”(24)。 然而，就在孙、黄北上前夜的8月15日晚，发生了袁世凯利用黎元洪之“密电”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方维一案，这使得二人原本计划的行程再起波澜。国民党激进派力主取消孙、黄北上之行程，稳健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称“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25)。对此，以吴稚晖为代表的中间派，则提出“折衷方案”，建议由孙中山于8月18日先行北上，黄兴暂缓入京，“万一袁有恶意，有黄先生之师旅在，庶几亦有所忌惮”(26)。 袁世凯并未终止拉拢黄兴北上之计划，而是采取双向“管道”并进、恩威并施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