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这20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由危机走向胜利的2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20年，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大发展的20年，是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发展和实践中充分展示其强大生命力的20年。 20年的历史经验极其丰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0年来，我们在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在政策上的成功调整，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一不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历史，就是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一个过程。20年来，面对实践发展所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课题，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根本性转变，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发展的进程。回顾20年来的实践，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实现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转变，集中地表现在五个方面的“破除”和“坚持”。 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面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的深远历史意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条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在坚决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科学价值的同时，坚决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实现了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坚定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奠定了基础。由此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破除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和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苏联在30年代建立起来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被凝固化、神圣化。这种状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更新，是思想上的一个很大的解放。邓小平同志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鉴于“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的教训，因此，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这种改革不是在旧体制范围内枝枝节节的修补，而是实现体制的转化，“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改革也不是局部的改革，而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因此，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革旧社会基本制度之命，第二次革命是革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之命。两次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必须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过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因为照搬了苏联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二是因为我们自己搞了许多“左”的东西。这种“左”，不仅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还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上的急于求成和调整生产关系上的盲目求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个指导思想的确立，使我们进一步获得思想上的大解放——凡是超阶段的东西，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书本上说的也好，从来就这么做的也好，外国的经验也好，更不用说单纯的主观愿望，都在破除之列。有些东西表面看来似乎很“革命”、很合乎“理想”和“道德原则”，但因为它们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只不过是“好听而不管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存在的分配结构，以及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等等，之所以正确并必须长期坚持，全部的根据就在于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