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今年已整整20年了。 回顾这场大讨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启发也不少，略述几点如下。 （一）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中国历史迫切需要结束过去、开辟新阶段的背景下发生的。从50年代中期开始，将近20年的“左”，特别是十年“文革”，搞得政治上大混乱，敌我关系大颠到，经济上濒临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陷入深深的灾难之中。这不仅表明了“左”的危害极大。也表明了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中国迫切需要结束过去，通过改革走新路。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实际上就是要将原有的一套东西，包括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简单地说，就是继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这样，历史就不能前进。 当时，迷信盛行，思想普遍僵化，“两个凡是”似乎很有群众基础。但这决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根本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很快就醒悟，从高级领导干部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理解和接受了实践标准。这场大讨论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压力。尽管如此，从1978年5月到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仅用半年多时间，就推倒了“两个凡是”，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场大讨论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场大讨论符合和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正如《理论动态》第70期《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文所说：“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人民之中。”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取决于历史前进的方向。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过程，也是人民群众迅速觉醒、发挥历史主动性的过程。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两年，虽然有“两个凡是”的阻抗，有“左”的干扰，出现了两个徘徊。但这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而不是在徘徊中后退的两年。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在徘徊中前进，实际上就是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这是完全不符合那两年实际的估计和判断。那两年的历史进步是很明显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并逐步取得成功，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同志说：“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2页）对两年徘徊的看法，既是对那两年历史的估计问题，也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历史作用的估计问题。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基本建设 这里讲的基本建设，是指思想路线问题。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代表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什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基本建设？因为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2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就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我们已经经历多次思想解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第一次思想解放，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思想大解放。以后的历次思想解放，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次思想大解放为基础的，都是这次思想大解放的继续和深入发展。这充分说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确是基本建设。 回顾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确立到重新确立的过程，就可以看出，思想路线的建设是很不容易的。 民主革命时期，在我们党内，有些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想问题，办事情，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搬本本。以后，这种教条主义发展泛滥，给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成为共产党的大敌。通过延安整风，系统地清算了教条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关于教条主义的表现和特征，毛泽东同志在许多文章中作了具体生动的描绘和精辟的概括。那么，搞教条主义的人自己是怎样说的呢？有一位犯教条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在总结自己的教训时说，为什么犯错误，因为当时认为：“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杨春贵《党的思想路线研究》第269 页）这也是“两个凡是”。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推倒这“两个凡是”的结果。 事隔30多年，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迷信盛行，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的严重倾向，而且，通过权威方式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我们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推倒这“两个凡是”的结果。 民主革命时期有“两个凡是”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两个凡是”，历史背景不同，具体内容不同，但从思维方式看，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看，从学风看，是颇为相似的。 再从改革开放以来时起时伏的“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看，那些指责改革开放是“姓资”“姓私”的人，是从本本出发，从某种固定模式出发。来判断改革开放。他们漠视群众的实践，不承认实践标准的权威。从思维方式看，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看，从学风看，还是“两个凡是”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