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20年前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大讨论。岁月流逝，沧桑巨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件大事，这场大讨论的历史意义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它带给人们的启迪亦日益显示出其深刻性。 一个普通而又重大的课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常识，而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是常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常识问题，在2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竟然成了发生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的被称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主题。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纠正党在一段时间里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冲破维护这种错误的“两个凡是”的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的科学根据，进而成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全面开启拨乱反正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一个常识性的普通课题，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当时的一个历史性重大课题，是有其客观的复杂原因的。 首先，是因为有特定的条件。大家知道，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创伤累累的国家。危机重重的政治局面、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和极端混乱的思想状况，决定了我们党和国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必须开始一个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百废待举、百事待兴的历史过程。但是，就在这个无法绕开的历史关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仍然被认为是权威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口径，与人们要求结束“文革”、否定“文革”、彻底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思变求变”这一普遍心理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可以说，正是人们围绕“文革”后的中国要不要变、怎样变，即“往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所形成的重大分歧与对立，构成了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个普通课题得以上升为历史性重大课题的特定历史条件。 其次，是因为它涉及到特殊的对象。由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锋芒所向就是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严重错误和“两个凡是”，因而它所涉及的对象极其特殊。人们知道，由于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他自然地成为无可置疑的政治领袖。后来，在全国人民的赞颂声中，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许多正确的东西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日益严重。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并推向极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混乱。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竟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文革”的错误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际上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这无异于向当时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实行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挑战，也向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提出了挑战。正是真理标准讨论所涉及对象的这一特殊性，决定了这场讨论在发端之初就不是以普通的学术讨论的面目而出现的。当然，这场大讨论的目的，绝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严重错误在于违背了他自己原来正确的思想。这场大讨论的成果，实际上，为后来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把被实践证明的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 最后，是因为这场讨论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其内容而言，虽然不过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常识，即真理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谁认定的，一个认识、一种理论或根据这种认识和理论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不是正确，归根到底要由实践来检验。但由于这场讨论从哲学世界观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恢复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因而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申明，“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全面确立，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逐步形成，进而实现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转折，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无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看，我们都可以说，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果没有全党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统一认识，就不可能有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顺利解决。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常识性的普通课题上升为重大的历史性课题，并引起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正是由其实际上承担的作为重新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突破口这一神圣使命所决定的。 一个朴素而又永恒的真理 作为哲学上的一个概念，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哲学上所讲的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建党70多年来的历史和共和国成立近50年的历史都证明，什么时候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革命与建设事业就顺利、就成功；什么时候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革命与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就失败。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两条思想路线之间的一场大论战。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说，这两条思想路线的界限就在于是否承认人的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怎样回答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它所涉及的是认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正因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及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因而，对于今天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正是从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及其所从事的伟大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个朴素而又永恒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