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论讨论席卷中华大地。这场讨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这场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要解决的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实际上则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讨论的结果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无怪乎它一经开展，就吸引了党内外、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关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这个问题在50年代干部学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时已经解决了，何以到了70年代末又成了一个需要深入讨论和认真解决的问题呢？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从1957年起，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夸大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条路线推行到极端的一个恶果。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路线。当时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特点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发展到了后来，甚至把毛泽东语录称为“最高指示”，当作这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条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恰恰就是这样一条思想路线，长期以来成了我们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 “四人帮”被粉碎，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共和国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广大群众于欢欣鼓舞之余，一直在冷静地思索一个问题：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为什么会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人们并不满足于那种把一切归罪于“四人帮”的浅俗观点，想知道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应当讲，广大群众的这种想法，完全出于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心，是拳拳的赤子之心。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是对党内外群众的当头一棒，是对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严重阻挠。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做，那么就根本谈不到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纠正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根本谈不到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谈不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就是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做，就只能是一切率由旧章，沿着我们已经走了20年之久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使我们饱经沧桑的祖国进一步陷于困境。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接受还是抛弃“两个凡是”，不仅涉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一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人，一切不愿回到以往错误道路上去的人，理所当然地要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行批评，进行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展开。 站在这场斗争最前面的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10日， 即提出“两个凡是”的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同志就讲到，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在1978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讲：“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同上，第126页）可以说， 邓小平同志是最早出来反对“两个凡是”的，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这场讨论的实际上的主帅。 这场讨论的导火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撰写的、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该文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放了第一枪，这一功劳不能抹煞。但这场讨论的真正组织者、并对讨论嗣后的深入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参与这场大讨论的人员空前广泛。既有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又有实际部门的同志；既有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又有基层的实际工作者；既有来自地方的，又有来自军队的。这说明这场讨论决不是一场学理之争，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理论的范围。 这场讨论虽然已经过去20年，但当年那种如火似荼的热烈气氛，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来说，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忧新。这场讨论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它的重大意义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它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焦点和实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因为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而引发的。“两个凡是”这种观点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判断一切理论上、方针政策上的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哲学表述就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也就是把一种主观的、精神的东西当成判断一切理论是非、方针政策是非的标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它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反对。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提出了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观点，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只能由实践来作出检验，包括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判明其是否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