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20周年。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理论问题的学术讨论，而带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它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以及对于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无论从其所产生的理论意义还是历史作用来看，都值得纪念与回顾。 对本世纪中国共产党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再认识 20世纪即将过去，回顾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在本世纪内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而每次历史性巨变都与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回顾思想史，这无疑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历史成果。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冲决封建罗网，破除了以孔夫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使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启蒙思想家提出的“睁眼看世界”变成较为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上世纪末由求索救亡图存之路的维新变法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浪潮上了一个新台阶，成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当时的先进分子，由于思想解放了，面向世界，才能接纳“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发生。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是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除了穿插开展的“抢救”运动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外，党内斗争一度出现的偏激、过火、乱上纲，也是一个缺点。但是，从思想路线上说，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了以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是非为是非、以斯大林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批判了严重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及其正确的政治路线，因而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这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不可能在40年代末建立新中国，不可能在50年代中期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胜利。 20年前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20世纪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它破除了那种以晚年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的真理标准观，极大地冲决了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20年的“左”的思想罗网。就历史的具体发展而言，它为后来召开的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从历史的宏观发展来看，它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的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革命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二次伟大革命，不可能有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辉煌历史。因此，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时，反思历史，应该对它的伟大作用进行再认识。 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历程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整个历史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内容来看待，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明确的。它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需要解放思想。党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的精神，党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都是解放思想的结晶。因此，讲解放思想，首先要从全局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来把握。这一历史过程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曲线、波浪式、台阶状发展。有时表现比较突出、集中，甚至尖锐、激烈，即呈现出高潮状；有时则相对地缓和、平静，呈非高潮状。 就思想解放的高潮而言，从近20年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主要表现为两次“最大潮”和若干“次大潮”，即高潮的峰状等级不完全一样。这种区分是相对的。高潮的等级不是讲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其社会影响的力度，掀起波澜面的广度。 思想解放的第一次“最大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它解决的是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首先就要破除“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否则，一切无从谈起。10年“文化大革命”不仅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使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而且由于是非被扭曲，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巨大的混乱。真理标准大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判，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去掉了精神桎梏。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开辟了道路。 真理标准讨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也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在1978年这个“最大潮”之后，还有三次“次大潮”。形象地说，是一个波掀起了三个浪。 第一个“次大潮”，是80年代初起草和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 有4000人的广泛讨论，以后又有全党的学习讨论。《决议》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继续，或者说是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来重新审视党的历史，是对党的历史问题认识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它否定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说，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否定了对党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错误结论。 第二个“次大潮”，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是要制定全面改革的经济政策，但从指导思想来看，开始触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过去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与商品经济根本不相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属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外壳”，而不是它本身的内在要求。这个决定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社会形态；搞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不能跨越的一个历史阶段（尽管在某些表述上还不很顺当、彻底）。因此，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由于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有了巨大的思想解放，就为改革、开放的发展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以这个决定为标志，我们国家进入了全面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不难看出，这是一次影响很大的思想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