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伟大的哲人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已被伟大的神学家用来形容上帝了，但世俗的利益、观念、感性的知识也应该来自上帝。古希腊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自然主义的哲学理论也被当成了最适宜颂扬上帝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教会的利益，为了维护神权在与世俗王权的竞争中的优势，为了不让异教的思想（当时主要是指重视世俗利益和倚重亚里斯多德哲学理论的伊斯兰教的阿维罗伊主义）削弱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教神学，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出面用亚里斯多德的理论重新整合了哲学与神学。他的一句名言是“一切学问都应是神学的婢女”。自然，一切哲学也都包括在内。一反过去对上帝存在的先验的超自然理性的证明，阿奎那对上帝的存在作了后验的理性的证明，这样的证明使上帝不仅具有天上神圣的地位，而且同时具有人世间的终极的目的性的地位。上帝不仅关系到人类来世的幸福，更同时关系到人类现世的幸福。与奥古斯丁利用柏拉图的绝对理念形容上帝的理性的绝对性相较，阿奎那利用亚里斯多德关于人类的目的性灵魂的“隐得来希”为上帝设置了精神的绝对性，并以此完满地解释了基督教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神性。我们看到，阿奎那实际上向我们预示了人性的三重性，即人类的自然（上帝）创世性、社会（理）性和精神性三位合一的人性。这又是后话。 阿奎那最重要的著作是《神学大全》。这部书迄今仍被西方人选为公元1000—公元2000年这一千年之中最重要的著作。我虽然不知道西方人挑选它为一千年中最重要的著作的理由有哪些，但是在对人类思想史的观察中我的确也同样认识到，它对人类近代史（当然首先是西方近代史）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事变所起到的关键的作用。我至少认定如下的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继奥古斯丁之后，阿奎那重申人类的精神权利超越任何其他物质的、世俗的、有形的（例如政治的、经济的）权力和权利。西方人从来对宗教信仰、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等精神活动的自由权利的重视远甚于其他地区的人类。这一点，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中盛行的神权与俗权的分裂乃至神权更重于俗权的习俗传统不无关系，其中特别包括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哲学—神学思想的继承和创造的影响具有很深的渊源。 第二.阿奎那运用人类的理性认知（全面地、系统地、有效地……）证明了人类所信仰的上帝的绝对存在。也就是说，他最早成功地结合了人类的理性与信仰。他继承了奥古斯丁的事业，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古希伯来的宗教信仰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性）精神的历史性的结合，尽管他曾申言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而且必须是先有信仰后有理性，然而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认定，人类的理性已不可阻挠地日益超越了信仰。神学与哲学的结合竟是如此地相似于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作为父系的神学对新时代的人类的影响迅速衰退而亡，而作为母系的哲学则在14到20世纪渐次给人类带来了信仰的时代、冒险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启蒙的时代、意识形态的时代、分析（其实更应是分裂）的时代，并从而最后进入了彻底的唯理性主义的时代——今现代。神学与哲学的结合以及他们在17—20世纪生下了“科学”和“民主”这对双胞胎儿之后，他们便相继衰弱并从而死去。17、18世纪是哲学完全独立于神学而兴起并产生了西方人的理性的时代和启蒙的时代，19世纪末是神学彻底衰退而走向死亡的时代，20世纪末则是哲学彻底衰退并最后走向死亡的时代。神学和哲学的死亡虽然并不意味着人类信仰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死亡，但的确说明了二者在新的时代所遇到的危机。自然这种危机全都体现为人类自身的危机。 第三，阿奎那所宣布的信仰与理性在上帝身上的结合不仅预示了关于上帝的神学的死亡的根源，而且同时预示了关于人类理性的哲学在新时代盛极而衰和同样必然趋于死亡的根本原因。阿奎那在意志（信仰）与理性（智慧）二者之间显然更偏重于后者而有唯智论的倾向。阿奎那虽然以信仰上帝为人类的幸福之源，然而其中却更偏向于以认识上帝为人类幸福的目标。阿奎那的这种唯智论倾向与奥古斯丁的“我思故上帝在”的思想一起为后来西方文化的唯理性主义的倾向性打下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也为西方后世专注于认识论的哲学时代的到来启开了大门。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历史的人们可能要重新审视过去关于西方的中世纪的“黑暗”的提法。比较而言，西方的中世纪是一个孕育了风暴即将发生的巨大力量的中世纪，而中国的中世纪（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0 世纪初）则倒真是个相对黑暗的中世纪。中国人除非接受西方人的挑战和被他们打破大门，从而把新时代的空气带进中国，否则，根本缺乏自身内在的力量突破自己中世纪的极权专制，和愚民政治的自我封闭的铁罐。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人的中世纪的黑暗远甚于西方，而西方人的中世纪反倒不乏黑暗中的光明。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的“黑暗”只不过是对照于后来17—19世纪西方科学和民主时代的光明而言。西方后来的思想历史确实遵循了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倾向，逐渐走向了唯理性主义的近现代。人类的20世纪其实就是西方人的理性主义排斥其他一切思想精神而成为人类唯一思想和精神主宰的时代。 第四、阿奎那对本质与存在、创造者与被创造者、永恒与非永恒的分辨为人类指出了其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高光点。这不仅是对西方人的启示，也是对全人类的启示。人以其本质区别于万物，其本质即其理性的认知能力，只有上帝的本质才是其存在自身。上帝是创造者，所以上帝可以永恒，人是受造者，所以不可能永恒，但上帝是人幸福的目标，所以不言而喻，人也应该学习成为创造者。换言之，创造才是人类生命追求的最高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可惜现代人却在愈来愈离弃它。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古希伯来人的神学是绝对的上帝一元论。由于奥古斯丁、阿奎那，特别是阿奎那将神学与古希腊人的哲学成功的历史性的结合，使得人们的思维方法突然上升了若干个台阶。哲学—神学家们顺应耶稣基督的降生所构造的牵强附会的三位一体学说：圣父—圣子—圣灵（灵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多德的隐得来希）使人们的思维方法有可能走向三元论甚至多元论，可惜外部历史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此很自然地重又回归到古希腊哲学的二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