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1840-1912)的中国，正处在天翻地覆的剧变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加之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对腐败无能清朝的重创，“天朝上国”的神圣威严早已荡然无存。就在西欧诸国凭借先进的枪炮武器闯进中国的同时，西学亦得以源源不绝地传入中华大地。随之而来的，便是中西文化间激烈的冲突与碰撞。在此时局之下，一批内心激荡着高度家国天下情怀的知识分子迅速从天崩地裂般的惊悸中缓醒，随即踏上了反思中国贫瘠落后、危机重重之深层原因的文化征程。他们发现，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流形态的经学，千百年来始终囿限在解经的固有条框之中，从未真正弥缝脱离现实的致命弱点。因而，面对晚清中国的强烈震动和急剧变化，传统经学不可能提供合理的解释。若要摆脱内外忧患、救亡图存，唯有把经世致用确立为学术的根本宗旨。同时，军事实力的鲜明对比和中西文化的冲撞交融，也使部分中国学者原本牢固的华夷之防愈发松动，逐渐意识到西学确有所长。于是，自觉地吸纳西学积极成果，通过涵化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来梳理检讨传统经学，进而重构一种符合时代需求即“民富国强、众安道泰”的全新学术理论，就成了晚清学者的历史使命。正是围绕着这一主题，他们对学术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如何客观地检视反省几千年来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应当以何种态度对待西学方能去两短、合两长，会通中西、为我所用?怎样确立经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内容和目标，才能使其话语系统和问题意识彻底转向经世济国，最终落脚于救亡图存这一紧迫的现实课题?对此，尽管晚清学者给出的回答不尽相同，他们或深植传统学术，或更加倾慕西学，但毋庸置疑的是，经学研究同时代命运紧密结合实已蔚然成风。汉宋关系、中西关系、体用关系、道器关系等成了此一时期经学研究的问题焦点。透过对学术史上相关经典命题的重释，晚清学者找到了表达现实关怀的切入点，且为其新说立定了充分的学理依据，从而实现了经学研究的再次转向。而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文本独具特色，它在卜筮话语下有着抽象而严密的符号系统和与之相关的文字系统。它本之于客观世界，是仰观俯察、模拟天地人及万物而成，故其内容广大悉备，无所不包。不仅再现了“刚柔交错”的天文之道和“文明以止”的人文之理，而且更以“唯变所适”、“变通趋时”的思想理念、“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致思路向、“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合理“偏见”及“精义入神以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学术价值取向，展示了易学自身开放的品格、内在的解释活力和鲜明的实践性，为后世解释者提供现成的文本解释范式和无限的“对话空间”。基于此，重新解释易学，回应当时社会提出的问题，成为晚清思想家和易学家最为重要的选择，故当时易学转向表现得格外明显。 一、冲破旧式经学，“以世界之眼光观其象” 中国经学以经典注疏为主要形式，通过训解、诠释古代典籍揭示出天人之道和圣人之意。就风格而言，传统经学又有汉学、宋学之别：前者长于文字训诂，以探求经典本义为归，类似于陆九渊所说的“我注六经”；后者注重义理阐发，着力表达解经者个人悟得的深层意蕴，即陆氏所谓“六经注我”。此两派经学各有渊源，相互攻取，几经辗转而又绵延不绝。及至清代，经学诸家针对此两种研究方法反复辩论，是为“汉宋之争”。具体到易学，则表现为象数派与义理派的两峰对峙。众所周知，因乎《周易》古经象辞并存，即源于卜筮的象数符号系统与基于象数而作的卦爻辞文字系统相互显发，故而自《易传》起，象数与义理相即不离、一体圆融的易学诠释方向便已形成。“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易学倾向并存于《易传》之中，有时把义理置于首位，有时又把象数奉为神圣。……如果按照‘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的思路，把卦爻结构看做是对阴阳变化的一种摹拟和象征，这就表现为一种义理派的倾向。反之，如果按照‘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的思路，认为可以根据卦爻结构把天下所有的道理都推演出来，这就表现为一种象数派的倾向。”①事实上，后世易学的发展，正是基于两种不同的优位选择而衍生出两大派别：郑玄、荀爽、虞翻代表的汉易秉持“观象系辞”的原则，将训诂字义并逐一指示《易》辞背后的象数依据作为解《易》的基本目标；胡瑗、程颐等宋易学者则认肯“立象尽意”，其解《易》的核心任务在于通过卦爻象及其文辞的疏解来阐发人生之理、彰显圣人之道。此两派易学在清代皆有延续，因而“汉宋之争”在易学上表现得尤为激烈：汉学派推崇训诂与象数，主张义理存乎训诂、象数之中，故解《易》当取训诂、象数之法，由训诂、象数而达于义理。如惠栋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②“易之理存乎数，舍数则无以为理。”③与此相反，宋学派则认为易学研究当以义理为重，唯有义理在先而训诂考据在后，方可二者兼顾。基于此，方东树等人对汉学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惠栋等人专尚训诂、无论义理的做法乃是“以文害词，以词害意”。 然而，随着欧洲军队的接连入侵和清王朝的愈发沉沦，“汉宋之争”的学术格局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发端于清初、鼎盛于乾嘉的汉学发展至道咸时期，“为学问而学问”、“学非所用”的内在弊端已然充分显露，随即步入式微。④面对剧烈的社会动荡与社会变革，以训诂考据为主干的古文经学，渐次转向了以阐发微言大义、抒发现实关切为要务的今文经学。另一方面，宋学派也在积极地转型。值此危难时局，他们把儒学义理阐发的重点由内圣变为外王，并以此重构理论体系。总之，清代的汉学和宋学都在极力谋求经学在致用层面上的落实。正是这一共同的学术趋向，促成了清代中后期的经学格局由汉宋对峙过渡为汉宋合流。可是，尽管此时期的学者大多取道由训诂致义理的治学路径，以期凸显儒学的经世宗旨、发挥经学的现实功用，但由于这一学术更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学既定框架内部的补偏救弊，尚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