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广泛展开，国内理论界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中，什么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和客体？二者的关系怎样？研究者们众说纷纭。我们认为，为避免目前的历史研究重新走向抽象的理论思辨，暂时远离问题的焦点以及有关各种“体系哲学”之间的争论，首先对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历史”概念作出准确的理论规定，或许有助于清理出规范整个讨论的坚实的理论基地。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诸如主客体关系之类的诸多基本问题。 （一） 根据现有的文本，马克思对历史概念所作的最早的哲学规定出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而在此之前的一些文本中，他只是在批判地考察社会政治问题时，作为其批判思考的既定前提，直接沿袭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历史的一般规定。 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把抽象的精神活动即思维看成是人的本质。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设定、自我展现、自我认识过程的表现。因此，在他那里，全部人类历史都是抽象的绝对精神事先设定并一手促成的，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承担者，是绝对精神为完成其创造历史的业绩而操纵和利用的工具和材料。因此，黑格尔并不把历史看作是现实的人类个体追求其目的而进行的实际活动。他认为历史的真正主体是超现实的绝对精神，现实个人的活动是按照绝对精神事先设定的隐蔽的目的和方向进行的。但是，由于他深刻地掌握了辩证法并有意识地把它运用于对人类历史的描述，黑格尔的历史理论毕竟蕴含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现实内容，这表现在他在上述客观唯心主义历史目的论的形式下，最初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有规律的辩证发展的过程。例如，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在抽象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下，运用异化理论阐发了人类借助劳动创造自己历史的合理思想。 起初，由于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马克思站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目的论的立场上，把理性认作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原则和动力。但是，马克思并不认同黑格尔对客观理性的单纯理解和顺从态度，而是主张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理性之自我意识的哲学，通过对非理性现实的批判来推动和促进理性原则在历史中的实现。因此，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就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把哲学当作批判现实的武器，用诉诸哲学，诉诸理性的方法，来批判非哲学、非理性的世界，以便作出改变现实使世界哲学化、理性化的结论。后来，他进入了关于物质利益和财产关系问题的批判研究，这促使他放弃了把哲学当作人类理性的完备表现而和现实世界相对置的“体系哲学”的旧观点。此后，对他来说，哲学便不再是掌握和规范人类历史的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具体地分析和研究现实历史运动的方法。马克思的哲学即他的历史观，开始向现实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历史事实倾斜。在这同时，他开始了对其原有的黑格尔主义的哲学信仰的清算和批判。这时，费尔巴哈的出现以及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给马克思提供了理解和批判现实历史运动的新视角。 费尔巴哈崇尚感性和直观而憎恶抽象的思辨。他认为，哲学应该将感性的人连同作为人的生存基础的自然界，理解为唯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由此出发，费尔巴哈站在一般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明确地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人的存在的历史。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仅仅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版，第1卷，第78页）因此，费尔巴哈对人及其存在的历史都作了抽象直观的理解。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同上》）费尔巴哈从人不仅需要自然，而且需要其他人这个抽象一般的认识出发，认定人的本质在于他们的类的共同性。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人类人性化的过程”，即人类顺从自然界的运动并在自然界注定给他们的历史道路中实现着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否定之否定历程。（《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1月版，第596—597页）不难发现， 这种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唯心史观，费尔巴哈所做的仅仅是把被黑格尔看成人类历史主体的绝对精神简单地置换成人的抽象的类本质。而且和黑格尔历史理论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现实内容相比，费尔巴哈仅仅把异化理论运用于对宗教的批判，对于现实的人类历史，除却上述形式主义的一般规定外，他就再也说不出其他的东西了。因此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 月版，第1卷，第78页） 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马克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后，他根据费尔巴哈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开始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通过这种批判，马克思发现，“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 页）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重新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劳动不仅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具有基础地位，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规定，所谓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